青瓦巷的雨，总带着股洗不掉的霉味。我拖着贴满托运标签的行李箱站在巷口时，雨丝正斜斜地打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混着墙角青苔的腥气，黏在裤脚冰凉一片。这是我搬进这栋民国老楼的第一天，也是我逃离一线城市高压工作的开始——至少那时我以为，这里会是能让我喘口气的避风港。
老楼外墙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褐色藤蔓像干枯的血管缠在砖缝里，二楼以上的窗户大多蒙着厚厚的灰尘，只有一楼裁缝铺的橱窗亮着暖黄的灯，窗台上摆着几个用碎布缝的小玩偶。房东是个瘸腿的老头，姓王，住在巷尾的小平房里。他拄着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带我上楼时，每走一步，拐杖头就会在楼梯板上敲出“笃、笃”的闷响，和雨声混在一起，像某种缓慢的倒计时。
“三楼最里头那间，之前住的是个画画的，上个月搬走了。”王老头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水电费按月结，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你自己备个手电筒。”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通往顶楼的铁门，铁门锈迹斑斑，门把手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铜锁，“还有，顶楼的阁楼别去，几十年没开过了，漏得厉害，梁都快塌了。”
我应了声，没太在意。阁楼这种老房子的标配，总带着点神秘的噱头，我满脑子都是怎么把行李箱里的书摆进书架，没心思琢磨那扇锁死的铁门。房间比我想象中整洁，木地板被磨得发亮，靠窗的位置有一张旧书桌，阳光要是好，应该能晒到桌面上。我打开窗户，对面是另一栋老楼的后墙，墙上爬着几株牵牛花，花瓣上还沾着雨水。巷子里传来张婶的声音，她就是裁缝铺的主人，正站在门口喊孙子回家吃饭，声音洪亮得能穿透雨幕。
“小伙子，刚搬来？”张婶看到我探出头，笑着挥了挥手，她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男孩，圆脸蛋，留着一头软软的黄毛，正是她的孙子小宝，“以后缺什么就跟我说，邻里之间别客气。”
小宝怯生生地躲在张婶身后，只露出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我笑着朝他挥了挥手，他却赶紧把头埋了回去，引得张婶哈哈大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小宝鲜活的样子。
搬进来的第三个月，雨还没停。青瓦巷的雨好像有自己的脾气，一旦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空气里的霉味越来越重，连书桌上的书都开始长霉斑。我找了个周末，把书搬到楼道里晒太阳，路过顶楼铁门时，无意间瞥见门缝里似乎漏出一点昏黄的光。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时，光又消失了，只剩下铁门在风里发出“吱呀”的轻响。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听见了那笑声。
我被尿意憋醒时，墙上的挂钟正好指向十二点。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是永远不会停。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一阵“呵呵”的笑声，不是孩子的嬉闹，也不是大人的笑，而是像潮湿的海绵摩擦木头，黏糊糊的，带着股说不出的诡异。那笑声从顶楼渗下来，顺着楼梯间的缝隙飘到三楼，贴在我的耳朵上，痒得人心里发毛。
我屏住呼吸，站在原地听了半天。笑声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像在哭，有时候又像在玩闹，分不清是男是女，也听不出年纪。我想起王老头说的“阁楼别去”，心里泛起一丝不安，却又忍不住好奇——那扇锁死的铁门里，到底藏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王老头。他正在小平房门口劈柴，斧头落下时，木屑溅得满地都是。“王大爷，昨晚我听见顶楼有笑声，是不是有野猫在上面？”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随意。
王老头劈柴的动作顿了一下，斧头卡在木头里，他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说了别去阁楼，那地方邪性。几十年前有个孩子在上面摔死了，之后就总有人说听见声音，都是瞎编的。”他把斧头拔出来，重重地劈在木头上，“你别胡思乱想，好好住你的就行。”
他的话不仅没打消我的疑虑，反而让我更在意了。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阁楼的动静。每天晚上十二点，那笑声准时响起，有时候还会夹杂着脚步声，“咚、咚、咚”，像是有人在阁楼里来回走动，脚步沉重，像是拖着什么东西。我甚至在白天偷偷观察过顶楼的气窗，气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灰尘，但偶尔会看到里面闪过一点昏黄的光，像一只睁着的独眼，在暗处盯着我。
上周三，巷子里的气氛突然变了。那天傍晚，雨难得停了一会儿，小宝像往常一样在巷口买糖人。卖糖人的老周推着小车刚到，小宝就攥着张婶给的零钱跑了过去，嚷嚷着要孙悟空造型的。老周笑着拿起糖勺，熬得金黄的糖稀在石板上画出孙悟空的脑袋，小宝站在旁边，眼睛亮晶晶的，看得入了迷。
可就在老周给糖人插竹签的功夫，小宝突然不见了。
老周说，就眨了下眼的功夫，孩子就没影了。张婶疯了似的在巷子里喊小宝的名字，声音喊得嘶哑，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掉。邻居们都出来帮忙找，把青瓦巷翻了个底朝天，连下水道都没放过，可就是找不到小宝的踪影。报警后，警察来了，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线索。他们在巷口调了监控，可监控正好对着卖糖人的小车，小宝站在小车后面，被挡住了，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晃了一下，之后就没了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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