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雕”带来的新安全点信息，如同阴霾中透出的一线微光，驱散了安全屋内部分绝望的气氛。然而，转移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陈亮伤势未稳、外界风声鹤唳的情况下。经过一夜的紧急商议和准备，一个谨慎而冒险的“化整为零”转移方案被确定下来。
目标地点是“冰雕”早年经营过的、位于道里区偏隅的一个废弃圣像作坊，毗邻着圣索菲亚教堂那片庞大而复杂的俄式建筑群。那里鱼龙混杂，居住着大量白俄难民、犹太商贩和中国贫民，日常管理混乱，日伪势力的触角相对稀疏，确实是个“大隐隐于市”的好去处。但距离他们现在藏身的南岗区边缘劳工房，几乎要横跨半个哈尔滨市区。
“不能一起走。”“冰雕”用木炭在破木板上画出简略的路线图，声音低沉而坚决，“目标太大，陈亮同志又无法行走，一起行动风险太高。我们分头走，约定时间和地点汇合。”
方案如下：“冰雕”先行一步，前往废弃作坊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布置，确保基本的安全和栖身条件。随后，由沈哲明和周大姐伪装成带着重病儿子（陈亮）进城求医的乡下夫妇，雇佣一辆不起眼的马拉爬犁（哈尔滨冬季常见的交通工具），选择一条迂回但相对安全的路线前往。江华则单独行动，她需要处理掉从医馆带出的、可能暴露身份的少量敏感物品，并利用这个机会，对沿途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最后一次快速侦察，确认没有异常的封锁或搜查。
“如果任何一路在约定时间未能抵达，或者发现危险信号，立刻放弃汇合，自行寻找临时隐蔽点，并通过备用渠道尝试联系。”“冰雕”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记住，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
没有人反对。这是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
第二天拂晓，天色未明，风雪稍歇。“冰雕”第一个离开，他像一滴水融入了哈尔滨清晨尚未完全苏醒的街道，悄无声息。
上午九点左右，经过一番精心伪装，沈哲明和周大姐也出发了。沈哲明换上了一件更破旧、打着补丁的棉袍，脸上刻意抹了些煤灰，戴着一顶遮住大半张脸的破狗皮帽子。周大姐则用头巾将头发包得严严实实，穿着臃肿的棉裤棉袄，完全是一副底层劳动妇女的模样。陈亮被厚厚的、脏兮兮的棉被包裹着，躺在临时找来的、铺着干草的爬犁上，只露出一张因伤病而显得蜡黄憔悴的脸，倒真像是个生命垂危的乡下青年。
雇佣的爬犁车夫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对于这单去往“贫民窟”的生意并无多问，收了比平时多一成的车钱后，便吆喝着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拖着爬犁，慢悠悠地驶入了积雪覆盖的街道。
沈哲明和周大姐一左一右跟在爬犁旁，低着头，步履蹒跚，完美地融入了街上那些为生计奔波 early morning 的人群。沈哲明的心始终悬着，他的手揣在袖子里，紧紧握着一把藏在身上的小型手术刀，耳朵捕捉着周围的一切声响——巡逻队的皮靴声、汽车的喇叭声、以及任何可能指向他们的呵斥或盘问。
路线是“冰雕”精心规划的，尽量避开主要干道和日伪机关驻地，穿行在那些狭窄、脏乱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街小巷。空气中弥漫着煤烟、马粪、以及从沿街食肆飘出的廉价食物混合的气味。他们经过了结冰的松花江支流，路过了冒着黑烟的工厂区，穿过了喧嚣的露天市场……每一次转弯，每一次与巡逻队擦肩而过，都让沈哲明和周大姐的心跳漏掉半拍。
爬犁上的陈亮紧闭着双眼，身体随着爬犁的颠簸而轻微晃动。伤处的疼痛依旧剧烈，高烧虽退，但虚弱感如同潮水般阵阵袭来。他能听到外面嘈杂的市声，能感受到沈哲明和周大姐那无声的紧张。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啃噬着他的内心。他曾经渴望行动，渴望建功，却两次将小组拖入绝境。此刻，他只能像一个真正的累赘一样，被同伴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转移。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可能引来麻烦的声音。
与此同时，江华也开始了她的单独行动。她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类似女学生或低级职员的棉袍，围了一条素色围巾，提着一个普通的布包，看起来就像是无数在哈尔滨街头匆匆走过的年轻女性之一。她没有选择任何交通工具，完全依靠步行。
她的路线与沈哲明他们平行但保持距离。她需要先去城东的一个指定地点，将医馆带出的、无法随身携带又不敢随意丢弃的少量特殊药剂和沈哲明的一些过于精密的手术器械，埋藏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然后，她要绕道经过原“沈氏医馆”所在的邮政街附近，远远地观察一下情况，最后再前往圣索菲亚教堂区域与众人汇合。
处理物品的过程相对顺利。她在东大直街附近一个荒废的俄侨墓地，按照预设的标记，找到了那棵歪脖子老榆树，在树根下一个隐蔽的洞穴里，妥善埋藏了那个小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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