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曙光”计划的倒计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星火”基地上空，每一秒的流逝都牵动着紧绷的神经。然而，与内部热火朝天的备战、以及外部血色极光笼罩下日渐加剧的混乱与恐慌不同，在人类肉眼与常规探测器无法触及的层面，一种诡异而脆弱的“和平”，正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短暂地维系着。
这并非真正的和平，更像是一场暴风雨眼中，短暂而压抑的宁静。是交战双方在最终摊牌前，最后的喘息与窥探。
首先，是“收割者”活动的显着“降频”与“模式转换”。
自南海遭遇挫败，并疑似通过某种高维标记锁定了与“织网者”遗产深度关联的“星火”基地及江华本人后，“收割者”那原本精准而高效的“手术刀式”打击明显减少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军事设施被汽化、关键科研节点被抹除的恶性事件发生率下降了超过百分之七十。
但这绝非退缩。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隐蔽、更加渗透性的活动模式。
各地的异常报告开始激增，内容光怪陆离：偏远地区的牧民声称目睹了“会飞的金属水母”在夜空中无声滑过；深海渔民打捞上结构奇特、非地球工艺的金属碎片，随后又神秘失踪；多个国家的电网和通讯网络遭遇了来源不明、手段高超的“幽灵”入侵，并非破坏，更像是……扫描和学习。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某些处于权力边缘的小国领导人，其行为模式在短期内发生了突兀的转变，开始推动一些明显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甚至带有自毁倾向的政策。
“它们在收集数据，”“海图”在“曙光”总局的情报分析会议上，指着全球异常事件分布图，语气凝重，“不仅仅是技术数据，还包括我们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心理弱点、决策机制……它们在试图‘理解’我们，为最终的‘净化’或‘收割’制定最高效的‘配方’。”
陈博渊的团队也监测到，笼罩地球的能量屏蔽场，其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极其复杂的微调，似乎在进行着某种大规模的、针对不同地区和文明层次的“差异性”压制测试。这更像是一种战前的“战场环境塑造”，而非单纯的封锁。
“它们改变了策略，”李正首长看着报告，目光深邃，“从直接的武力清除，转向了更彻底的‘文明解构’预备。它们在评估我们的‘价值’，也在寻找我们最薄弱的‘突破口’。这比直接的攻击，更令人不安。”
其次，是人类社会在这种高压下的畸形“整合”与“守望”。
在“收割者”带来的共同生存压力下，旧有的国家壁垒与意识形态隔阂，确实在被前所未有地冲击和削弱。那个在联合国框架外秘密成立的“全球威胁应对机制”，在经历了初期的猜忌与扯皮后，终于开始艰难地运转起来。
有限度的、经过严格筛选和脱敏的科技情报开始在某些层面共享，尤其是关于“收割者”单位基础行为模式、能量武器特征以及屏蔽场弱点的分析。多个大国联合开展的、旨在建立局部区域抗干扰通讯网络和早期预警系统的“补天”计划，在磕磕绊绊中启动。一些非官方的、由顶尖科学家和思想家组成的跨国论坛也在秘密渠道中活跃起来，讨论着面对地外威胁时，人类文明的伦理底线与未来出路。
然而，这脆弱的“合作”之下，暗流汹涌。技术优势的争夺、话语权的把控、对未来主导地位的觊觎，从未停止。信任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使其崩塌。苏联（以及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对中方“独占”“织网者”遗产（尽管中方从未公开承认）的猜忌与不满日益加深，多次在秘密渠道中施加压力，要求“技术共享”，特别是关于谐振波技术和生物增强剂的核心数据。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则在积极整合自身科技资源的同时，对中苏双方的动向保持着最高的警惕，其庞大的情报网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渗透和活动着。
这是一种在毁灭威胁下被迫形成的、各怀鬼胎的“和平守望”。每个人都清楚敌人是谁，但每个人也都提防着身边的“盟友”。人类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刻，却依然难以摆脱自身根深蒂固的猜疑与狭隘。
而在“星火”基地内部，这段“和平”时期，则是最后的冲刺与淬炼。
江华的身体在赵启明的精心调理和自身“融合”状态的缓慢适应下，逐渐恢复了一定的行动能力。她不再需要时刻连接维生设备，但脸色依旧苍白，行走间带着一种仿佛承载了过多重量的缓慢与稳定。她成为了“极地曙光”计划实质上的首席顾问与技术核心。
她并未直接参与具体的装备测试或战术制定，而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与陈博渊团队的深度交流。她以一种近乎直觉的方式，引导着研究者们理解“织网者”知识体系中那些最晦涩的部分，尤其是关于意识场交互、高维空间感知以及……“机制”本质的零星碎片。她的存在，就像一台人形超级计算机，能够将庞杂无序的信息，处理成研究者们可以理解和消化的“知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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