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的午后，阳光像熔化的铅块，沉甸甸地砸在地上，空气里黏着锯末的粉尘和植物腐烂的甜腥气，混杂着远处隐约飘来的柴油味，呛得人胸口发闷。
路边的野草蔫头耷脑地垂着，叶片上蒙着一层灰黄，只有偶尔飞过的牛虻，带着嗡嗡的刺耳声响，打破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闷。
“宏通跨境建材贸易公司”的后院里，老杨——杨建斌或者说——陈文辉，正蹲在一堆刚卸下的原木旁。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工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晒成深褐色的皮肤，上面还沾着几道新鲜的木屑划痕。
手里那柄巴掌长的专用探尺，是他这四年“木材生意”最趁手的工具，此刻正顺着柚木粗糙的纹理，缓缓插入预先钻好的细孔。
指尖传来的触感很清晰：外层是木材天然的疏松纹路，而芯部却带着一丝均匀的沉坠感，不是空芯木的虚浮，也不是实心木的密实，恰恰是“特殊货物”被精密嵌合后的独特反馈。
他故意用探尺在孔边敲了敲，沉闷的“哆哆”声在嘈杂的装卸声里并不起眼，却像密码一样，只有他自己能听懂。
旁边一个皮肤黝黑、背着沉重木料的工人经过，老杨头也没抬，语气带着几分生意人惯有的挑剔：“这批料怎么回事？芯部密度不均，下次再这样，不仅扣你们验货的工钱，运费都得打折扣！”工人不敢反驳，只是低着头加快了脚步，汗水顺着他的下颌线滴落，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蒸发成一小片白雾。
一切似乎与往常无异。
后院里，七八个工人赤裸着晒成古铜色的上身，在监工的呼喝下麻木地搬运、堆叠原木，他们的动作机械而迟缓，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
不远处的厂房里，电锯切割木材的“滋滋”声此起彼伏，尖锐得让人耳膜发疼。
厂区门口，两名抱着老式步枪的守卫靠在阴影里打盹，枪身的铁锈在阳光下泛着暗哑的光，他们的裤腿上沾着泥污，眼神偶尔睁开时，带着几分慵懒的凶狠。
远处的山峦被热浪扭曲成模糊的轮廓，青黑色的山脊线在昏黄的天幕下，像一道凝固的伤疤。
但老杨的后颈皮肤，却像被针尖轻轻刺了一下，瞬间绷紧。
太安静了。
不是声音的安静，而是一种氛围上的“空”。平时总在厂区里晃悠、眼神像秃鹫一样扫视每个人的监工头目巴莱，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那家伙最是嗜赌，每天这个点，本该在院子里清点前一天的“货”，嘴里还骂骂咧咧地抱怨手气不好。
更让他警惕的是，厂区东南角那个用来堆放“瑕疵品”的破旧棚屋附近，多了两个生面孔。
他们穿着黑色的速干衣，裤脚塞进高帮靴里，不像工人那样满身汗臭和木屑，也不像纯粹的守卫那样懒散。
两人斜斜地倚着棚屋的木柱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视线没有固定落点，却像两张无形的网，恰好覆盖了老杨宿舍的窗户和这个装卸区域的大部分角度。
老杨注意到，他们的手指总是不自觉地摩挲着腰间，那里鼓鼓囊囊的，大概率藏着武器，而且他们的鞋子是防滑的户外款，鞋底沾着的不是厂区的水泥灰，而是山里的红泥——这说明他们刚从外面进来，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在野外活动的人。
观察哨。
老杨心里默念，手上的动作没停，慢悠悠地抽出探尺，用袖口擦了擦上面的木屑，眼神看似随意地扫过那两个生面孔。
对方似乎没在看他，一个低头刷着手机，另一个望着远处的山峦，但老杨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起身的瞬间，两人的肩膀有极其短暂的凝滞，眼角的余光正飞快地掠过他的全身，像是在审视一件可疑的物品。
这是第一个异常，也是最直接的警告。
他不动声色地走回自己那间兼做办公室的简陋板房。板房是用铁皮和木板搭成的，阳光一晒，里面像个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油墨、纸张和淡淡的霉味。
桌上摊着几份运输清单和票据，上面的字迹潦草，标注着“柚木”“红木”“运费”等字样，实则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坐下，拿起一份清单，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桌角那台老旧的收音机。
这台红色外壳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三年前刚“入行”时从边境小镇的旧货市场淘来的，外壳已经掉了漆，旋钮也有些失灵，却是他与外界最脆弱的单向联系纽带。
按照约定，每天凌晨三点十分，一个特定的短波频率会播放十分钟的边境地区天气预报，播报员用带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念着温度、湿度和降水概率，而其中某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表述其实是经过加密的指令或平安信号。
过去三天，这个频率在约定时间传来的，只有持续不断的、规律的沙沙声，像涨潮时的海水，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耳膜，又像某种无声的警告，在黑暗里轻轻叹息。
他试过调整旋钮，换了好几个相近的频率，听到的不是干扰声就是外文广播，那个熟悉的方言播报，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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