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伦理深深植根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天皇体制下的国家至上观念、武士道精神中的牺牲美学以及耻感文化中的道德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犯罪的文化土壤。正如研究指出的，细菌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其本质是反人类的。这种将特定民族视为优等种族、将其他民族视为实验材料的思维，正是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思想根源。
二、记忆博弈：战后七三一部队的叙事遮蔽与突破
（一）美国的庇护与记忆断裂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与美国占领当局达成秘密协议，将8000余页人体实验数据交给美国，以换取战犯免于审判。这一交易导致七三一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均未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石井四郎甚至在美国的庇护下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直至1959年自然死亡。
美国的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战后正义的实现，更造成了七三一部队历史记忆的断裂。由于主要战犯未被追责，日本社会对该部队的认知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直至1980年代，随着日本学者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出版，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才在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但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近四十年，记忆的代际传递出现严重断层。
（二）日本政府的刻意隐瞒
战后日本政府对七三一部队的罪行采取了刻意隐瞒的态度。在教科书编写中，涉及该部队的内容被大幅删改甚至完全删除，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缺乏基本认知。松村高夫教授坦言，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731部队的相关历史能够载入日本历史教科书，这一朴素愿望恰恰反映了记忆建构的艰难性。
更严重的是，日本国内存在一股否定历史的逆流，他们质疑特别移送档案的真实性，声称人体实验是战时必要的医学研究。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得到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形成了对历史真相的系统性遮蔽。例如2024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电影《731》影响中日友好的言论，本质上是这种记忆遮蔽的当代延续，其逻辑谬误在于将加害者的罪行与受害者的记忆对立起来，企图用的名义消解历史的真实性。
（三）跨国记忆共同体的形成
尽管面临重重阻碍，七三一部队的历史记忆仍在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建构。首先是受害者证言的收集与整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已累计采访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300余人，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其次是跨国学术合作，中、日、韩等国学者建立了东亚历史记忆网络，共同推进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松村高夫等日本学者的努力尤为重要。
再次是档案的跨国公开，除中国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外，俄罗斯档案馆也公布了一批苏联红军俘获七三一部队成员的审讯记录，这些资料与中国档案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后是纪念场所的建构，哈尔滨731部队遗址博物馆每年接待数十万参观者，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
三、叙事伦理：电影《731》引发的历史再现讨论
（一）舆论争议的本质：历史认知权的争夺
2024-2025年间，电影《731》的宣传引发网络热议，部分言论以画面血腥影响友好为由要求下架该片，这种争议本质上是历史认知权的争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大多在影片内容未公开的情况下发表，其逻辑前提存在明显漏洞——如果没有看过影片，何以判断其血腥恐怖？这种先入为主的指责背后，反映的是对历史真相的回避态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言论往往将历史叙事与现实政治简单挂钩，认为揭露历史罪行会影响中日友好。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颠倒，仿佛受害者记住伤痛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事实上，真正的友好建立在历史认知的基础上，正如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为战后和解奠定了基础，日本只有正视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才能建立健康的中日关系。
（二）历史叙事的伦理边界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在再现历史时确实需要考虑叙事伦理。对于七三一部队这样的敏感题材，如何在揭示真相与避免过度渲染暴力之间取得平衡，是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这种伦理考量不应成为遮蔽历史的借口，正如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从未因而被要求下架，七三一部队的历史同样需要被真实呈现。
叙事伦理的核心在于是否基于历史事实。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电影《731》的创作团队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并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其叙事基础具有可靠性。而所谓影响友好的担忧，则混淆了历史认知与现实外交的界限——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而非服务于某种现实功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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