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这三个人现在在哪儿？”
裴坚摇头。“不知道。案子结了以后，军器监皮作房就散了，工匠们各奔东西，有的回了原籍，有的去了别的州县。二十年了，是死是活都不清楚。”
狄仁杰把那三个名字记在心里。曲大是第一个，他死了。如果凶手的复仇对象是皮作房的五个匠头，那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樊敬堂已经死了二十年，刨掉不算。曲大是第一个活着的目标。还剩下三个——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这三个人中的某一个，很可能就是凶手在二月十九观音诞那天要杀的第二个人。
可他们现在在哪里？二十年了，他们的下落连裴坚都不知道，凶手是怎么找到的？他不但找到了曲大，还知道曲大住在曲池坊，知道曲大门前挂着一盏十几年没点过的羊皮灯笼，甚至知道曲大做灯笼时用的铁钩放在哪里。凶手对曲大的了解，不像是临时调查出来的，更像是蓄谋已久，像一条蛰伏了二十年的蛇，对猎物的每一个习惯都了如指掌。
“裴大人，当年的军器监贪腐案，除了工匠之外，有没有官员受到牵连？”
裴坚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让狄仁杰的心跳漏了一拍。
“有一个。当年军器监的正监，姓刘，叫刘士则。他是那批弓弦调包案最大的嫌疑人，我们有九成把握是他收了吐蕃人的银子，让樊敬堂造了假弦。可樊敬堂死了，没有证人，动不了他。案子结了以后，刘士则不但没有受罚，反而升了官，从军器监调到了户部，管钱粮去了。后来一路高升，做到了户部侍郎。前年致仕，就住在长安城西的崇仁坊，离你大理寺不过三条街。”
狄仁杰的手指微微一紧。刘士则——这个名字他听过。不是因为军器监的案子，而是因为去年查另一桩户部贪墨案的时候，案卷里提到过这个名字，说前侍郎刘士则在任时账目清晰、两袖清风，是户部的楷模。如果裴坚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两袖清风”的刘侍郎，手上沾着上千名将士的血。
“裴大人，这些话你当年为什么不说？”
裴坚苦笑了一下。“我说了。我给朝廷上了三道密折，每一道都石沉大海。后来有人递了一封信到我府上，信封里只有一颗弹丸——不是打鸟的泥丸，是军中用的铅弹。我懂那个意思。我要是再查下去，那颗铅弹就会打进我的脑袋里。所以我退了一步，把案子结了，把案卷封了，等了二十年。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二十年后有人替那些死在陇右的将士来讨债了。”
狄仁杰从裴坚的别业出来，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升到了槐树顶上，冰凌开始融化，水滴顺着枝丫往下淌，滴滴答答的，像是下了一场小雨。他站在门口，裹紧了大氅，脑子里反复转着那几个名字——曲大，已死。樊敬堂，已死。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下落不明。刘士则，住在崇仁坊。
凶手的目标是当年军器监皮作房的五个匠头，还是包括刘士则？如果是，那刘士则在凶手的名单上排第几？第一张图——灯笼下吊着人，曲大死了。第二张图——河上漂灯笼，对应观音诞的灞桥河灯，凶手会在那天杀第二个人。如果第二个人是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中的一个，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如果第二个人是刘士则，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杀他，而要先去杀一个隐姓埋名二十年的皮匠？
狄仁杰翻身上马，对李元芳说了一句话。“元芳，回城以后兵分两路。你去户部调刘士则的档案，查他最近跟什么人来往。我去找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的下落。这四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李元芳领命。马蹄踏过白鹿原上的残雪，朝长安城的方向疾驰而去。风吹在狄仁杰脸上，他眯起眼睛，看着远处长安城灰蒙蒙的轮廓在晨曦中渐渐清晰。城墙上的旌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城门口已经排起了进城的队伍，挑担的、推车的、骑驴的，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这座城里住着几十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秘密。凶手就在这几十万人中间，揣着一张二十年前的死亡名单，等着下一个节点的到来。二月十九，观音诞，灞桥下会漂满河灯，像无数朵莲花开在水面上。凶手要在那一天，让河水变成红色。
狄仁杰回到大理寺，第一件事就是让苏无名去查军器监的旧档。军器监的工匠名册在二十年前那桩案子之后被重新编造过，老的册子不知还在不在。苏无名在档案房里翻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一捆发霉的旧册子，用麻绳捆着，上面落满了灰。他解开麻绳，一页一页地翻，在神功元年的名册上找到了皮作房五个匠头的详细记录。
曲大，祖籍陇右成纪，善制皮具，尤其精于羊皮鞣制。樊敬堂，祖籍河西张掖，善制弓弦，精通牛筋与麻绳的胶合工艺。马三刀，祖籍陇右天水，善用割皮刀，一刀下去能剥下整张羊皮而不断。赵铁头，祖籍陇右武威，善打铁，专做皮作房里用的铁钩、铁钉、铁箍。孙老九，祖籍陇右安定，善缝制，能把两块羊皮缝得天衣无缝，针脚细密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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