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像被捅破的水缸，把深圳的街道浇成泛着油光的黑绸带。李建军站在美资电子厂的旋转玻璃门外，雨水顺着工装裤的裤脚往下淌，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上积成小小的水洼。他怀里紧紧抱着个牛皮纸档案袋，三层塑料袋也没能挡住潮气，边角处的技术图纸已经洇出模糊的蓝线，像他此刻乱成一团的心跳。
“喂！北佬！滚开啦！” 穿藏青色保安服的男人用橡胶棍戳他的后腰，粤语的呵斥混着雨声砸过来，“这里不是收破烂的地方！” 李建军猛地转身，后腰的旧伤被戳得发麻 —— 那是三年前在工地扛钢筋时留下的，阴雨天总会隐隐作痛。他攥着档案袋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指节抵着冰凉的玻璃门，雨水顺着玻璃的弧度往下流，在 “American Electronics” 的烫金招牌上划出蜿蜒的泪痕。
档案袋里的技术作品集是他熬了七个通宵整理的。从电子厂技术员时期画的第一张电路图，到用三娃废品站捡来的旧电阻做的实验记录，甚至还有春杏帮他用缝纫机缝的档案袋边角 —— 那些细密的针脚此刻正被雨水浸泡得发胀。他想起三天前在公告栏看到的招聘启事，“工程师岗位，月薪 3200 起” 的红色数字像团火，烧得他整宿没合眼。
“我是来应聘的。” 李建军的陕北口音裹着雨水，每个字都带着沙砾般的硬度。保安嗤笑一声，橡胶棍指着他工装裤：“就你？知道电阻和电容的区别吗？” 这话像根针，刺破了他强装的镇定。他突然想起三娃送他的那个德国电阻，陶瓷外壳上的英文标识被磨得发亮，此刻正躺在档案袋最底层，像块沉默的勋章。
玻璃门突然旋转起来，带起一阵夹杂着香水味的风。穿西装的男人举着黑伞走进来，皮鞋踩过水洼时溅起的泥点，正好落在李建军的工牌上。那枚旧工牌从口袋滑落，编号 “007” 在雨幕中泛着冷光，他下意识地用脚去勾，却被保安的橡胶棍死死压住脚背。“张经理，就是这个北佬硬闯……” 保安的话没说完，就被男人抬手制止。
“应聘？” 张经理的台湾腔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他弯腰捡起工牌，指尖划过 “技术员” 三个字时皱了皱眉，“带简历了吗？” 李建军慌忙递过档案袋，雨水顺着袋口的缝隙往里渗，在 “继电器测试系统设计” 几个字上晕开。张经理翻到某页突然停住 —— 那是他用红蓝铅笔标注的进口设备维修笔记，旁边还粘着从三娃废品站拆来的电容样品。
旋转玻璃门再次转动时，李建军的工装裤还在滴水。面试间的冷气吹得他皮肤发紧，七八个穿西装的人坐在长桌后，桌上的咖啡杯冒着热气，与他档案袋渗出的水珠形成诡异的呼应。台湾主管推过来一张全英文的试卷，钢笔在桌面敲出急促的节奏：“十分钟，把这道电路题解出来。”
李建军的手指在试卷上发颤。电阻、电容、电感的符号在眼前跳跃，突然变成老家窑洞前的石磨盘 —— 小时候他总爱数石磨转动的圈数，母亲说那是最朴素的算术。他深吸一口气，突然用陕北民歌的调子唱起来：“欧姆定律是个宝，电压电流跑不了……” 跑调的歌声在安静的面试间炸开，穿套装的 HR 手一抖，黑咖啡在白衬衫上洇出朵丑陋的花。
“你疯了？” 台湾主管拍着桌子站起来，西装袖口露出的金表链闪得人睁不开眼。李建军却指着试卷上的电路图，调子突然转成秦腔的嘶吼：“串联分压并联流，就像咱村的水渠分上下游！” 他抓起桌上的铅笔，在试卷背面画出陕北梯田的轮廓，“你看这三级管，就像梯田的堤坝，少一级都存不住水！”
窗外的惊雷正好炸响，面试间的灯闪了三下。张经理突然笑了，金表链在灯光下划出金色的弧线：“带他去实操区。” 实操台的焊枪还带着余温，李建军摸出档案袋里的旧电阻 —— 三娃说这玩意儿是德国货，能顶半个月饭钱。他的手指在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想起三娃板车轱辘上缠着的水泥袋碎片，想起春杏笔记本上用拼音标注的 “Resistor”。
焊枪的火花与窗外的闪电同时亮起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了雷声。锡丝在电路板上凝成银色的溪流，那些被他用红铅笔标注的焊点，此刻都成了跨越阶层的桥。当最后一个焊点冷却，台湾主管的表刚好指向第十分钟，秒针跳动的声音里，他仿佛听见老家窑洞的挂钟在响 —— 那是他离开家那天，母亲特意上紧的发条。
“月薪三千二，下周一上班。” 张经理把新工牌推过来时，雨还没停。烫金的 “ENGINEER” 字样在潮湿的空气中泛着微光，李建军捏着工牌的手指突然收紧，塑料边缘硌得掌心发疼。他想起三年前在工地，日结工资时工头递来的皱巴巴的钞票，那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能顿顿吃上带肉的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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