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敖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愤怒，没有轻蔑，只有某种极其平静的、像山一样压人的东西。
然后一脚把他踹开了，不轻不重，跟踢个碍事的木桩子一样，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蒙铎捂着肋骨爬起来，闭上了嘴。他靠着墙根坐下，那把缺口的砍刀横在膝上，手慢慢摩挲过刀刃，一声也没发，眼睛死死盯着地面，牙关咬紧了，像是死了什么东西，又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做最后的道别。
他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响，响了很久，他一直装作听不见：亩产四千斤。
四日后，泰昌的十五名农业推广官拎着锄头、扛着麻袋、踩着山道进了落日谷。
领头的姓林，四十出头，晒得黑红，眼睛精亮，下巴上有几根稀疏的短须，腰上挂着个专门记产量的小账本，手上老茧厚得跟树皮似的。他进寨头一件事不是通报名号，不是请见郡王，而是自顾自弯下腰，蹲在一块田边，抓了一把土，搓了搓，凑近了闻了闻，然后放在舌尖舔了一下，一本正经地尝味道，像是在品什么天下名产。
旁边的同僚见怪不怪，静静等着，一副司空见惯的神情。
林官儿把土吐了，转头对同僚说：“这土酸性重，红薯比土豆好养。先种红薯，土豆留到明年开春再说。”
同僚点头，背上的麻袋哗啦一声落地，里头种薯碰撞的声音叫人踏实，不像是什么天大的事，就是普普通通一袋地里长的东西，但那声响在这片山谷里回荡了一下，仿佛比战鼓还要沉。
寨子里的山民隔着一段距离看着这群人，没有上前，也没有走，就那么站着，眼神里的东西很复杂——说是戒备也不全是，说是好奇也不全是，像是一群一辈子只见过刀和山的人，头一回见到锄头和种子，不知道该把这定义成危险还是别的什么。
烈敖站在寨门口居高临下，两臂抱胸，看着这群拎锄头的文官，什么话都没说，也没动，就那么站着，像一块从山上滚下来的岩石，沉默得让人猜不透。他袖子里那条眼镜王蛇今天乖得出奇，一头缩在衣袖深处，纹丝不动，像是也知道今天这里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安静地陪着主人，一声不吭。
林官儿撸起袖子，转过身，对着寨子里的人扬声道，那声音又响又亮，像是惯了在山野里扯开嗓子的人，中气十足，每一个字都直接往人心里落：“哪几个汉子肯跟我学？管饭，管够，学会了，明年自家地里自己种，不用靠天吃饭，不用靠抢。”
寨子里一开始没人动。
风吹过来，把那几句话吹散了一部分，但每个人都听清楚了。我们是山民。我们不弯腰。我们不刨土。
但“管饭，管够”这四个字，像一根细小的钩子，已经悄悄沉进水里了，沉进每一个饿过肚子的人的肚子里。
沉默了好一会儿，角落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身量还没长开，肩膀窄，脚上穿着磨破了的兽皮靴，悄悄抬了抬脚，往前迈出了半步——就半步，立刻被旁边的老人扯住，横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警告，有鄙夷，也有某种老人特有的对改变的恐惧，无声地说着：不许动。
少年缩回去了，低下头，没有说话，但眼睛还是牢牢黏在那一麻袋种薯上，舍不得挪开，像是盯着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却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烈敖看了那少年一眼，视线落了一秒，没有落第二秒，转身进了寨子，背对着所有人，脚步不快不慢，没有任何迟疑的意思。
背对着所有人，没人看得见他的脸。
又过了三日。
深谷里一块背阳向阳都合适的黑土坡，被人翻出来了。
不是官兵逼的，也不是烈敖下的令。是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天还没亮就摸黑起来，拿了把旧锄头，自己悄悄去翻的。翻了一个多时辰，把手翻出了血泡，然后去找了林官儿，支支吾吾说了半天，大意是：我想学。
林官儿看了他一眼，没废话，只问了一句：“力气大不大？”
少年把胸脯挺了挺，没有说话，但那个挺胸的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林官儿把一把种薯塞进他手里，转身道：“那成，跟我来。”
落日谷深处，那片被山民翻新过的黑土地里，第一批红薯种苗，在入冬前最后一场日头下，由这个十四五岁的山民少年，弯着腰，一个一个按进了黑土里。
他按得认真，按得仔细，深浅合适，不急不慢，林官儿在旁边看了一眼，没有纠正，什么都没说。
少年弄了一手泥，没有擦，就那么低着头，谁也不知道他在笑还是没笑，但他的肩膀在那一刻是松的——不是垮，是松，是某种松了口气的松，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卸力了。
林官儿后来在给产量账本做记录时，在那天的日期旁边多写了一行字，字迹潦草，是他自己的习惯：
“落日谷首日。山民子弟一名，自愿入田，不知其名，约十五岁，力气颇大，悟性不差。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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