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邦的问题，王汉彰抽了口烟，把烟雾从嘴角慢慢地吐出去，笑了笑，说：“肖恩教官不是说了吗，在这里不能透露姓名，你忘了刚才那个空军军官是怎么被拖出去的了？
邦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不是针对王汉彰的不屑——而是一种更广泛的、针对整个“在这里不配拥有名字”这个规则的、嘲讽的、玩世不恭的不屑。他摆了摆手，那只夹着烟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小圈，烟雾在空气中留下了几道转瞬即逝的白色轨迹。
“嘿，”他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带着一种奚落的调子，“我说了，我们不是牲口，我们是人。是人就会有名字！别人可以把我们当成牲口，但我们自己却不能把自己也当成牲口一样来对待。”
这句话说得让王汉彰眼前一亮。不是因为这观点有多么深刻，这观点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朴素的自尊心的表达。
他眼前一亮是因为说话的方式。邦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那种喊口号式的慷慨激昂，没有那种“我要扞卫人的尊严”的悲壮感。他说得很轻松，很随意，像是说出来之后自己都不会太当回事的那种轻松。
但正是这种轻松让这句话有了分量，他不是在表演，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豪恩斯洛农场这个刚刚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规则高于一切”的地方，显得格外有力量。
王汉彰从床铺上站起身来，把烟叼在嘴角，朝邦伸出了手。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牲口。”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很实在，“正式认识一下，我姓王，王汉彰，来自中国天津。”
邦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用左手的手指夹住，右手伸出来，握住了王汉彰的手。
“占士·邦，来自苏格兰。”
他顿了一下，松开了手，重新把烟叼回嘴里，目光在王汉彰脸上停留了两三秒钟，那目光里有好奇，有审视，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诚的兴趣。
“真没想到，你竟然来自中国。”他的眉毛微微向上扬了一下，继续说：“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
王汉彰摇了摇头，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狠戾，低声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宰更多的日本矮子！“
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王汉彰都在和占士·邦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冬天的白昼很短。窗外的光线从他们开始聊天时的灰白色，慢慢变成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偏冷的金黄色，然后又从金黄色变成了更暗的、更沉的橘红色。窗框的影子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动，从房间的中间移到了墙角，然后顺着墙角往上爬，爬到墙上那组暖气片的上方，然后消失在了越来越暗的光线里。
吃过了晚饭之后，房间里那盏铁壳台灯就显出了它的必要性。王汉彰拧开了它，那种暗橘色的、快要熄灭的炭火一样的光线重新把房间填满了，虽然不比白天的天光亮，但比窗外的暮色要亮得多。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两个黑色的、模糊的、随着他们身体的动作而微微晃动的轮廓，像是两只被关在琥珀里的昆虫标本。
通过交谈，王汉彰知道了这个人的来龙去脉。
邦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祖先曾经是一名男爵。不是那种在王国内举足轻重的大贵族，而是那种在自己的领地上说了算、在国王面前要站着回话的小贵族。
那个男爵的头衔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被逐渐稀释，到了他祖父那一代，头衔已经变成了一种只存在于信件抬头上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装饰品。他的父亲是家族里最后一个试图恢复往日荣光的人，他参了军，在一战中被派到了法国前线，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阵亡了。
“那时候我才三岁。”邦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平淡到像是在说一件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他把烟头摁灭在床头柜上那只茶杯里，烟头在水渍里发出一下极其微弱的嘶的一声，然后归于安静。
“我对他没有任何记忆。我对他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一张他在入伍前拍的照片——穿着军装，站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花园里，手里拿着一顶帽子，笑得像个傻瓜。”
他的母亲在接到阵亡通知书的三个月后也去世了。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伤心过度。但王汉彰知道，“伤心过度”是死亡证明上的写法，是人类语言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从内部把人一点点掏空然后杀死的东西找的一个代称。
他的母亲不是“伤心过度”，她是在丈夫的棺材被钉上的一瞬间就被同一个钉子钉死了，只是她的身体花了三个月才追上那个事实。这一点，自己和邦可以说是同命相连。
邦被他的叔叔婶婶抚养长大。他的叔叔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一家银行做了一辈子的普通职员，每天早出晚归，回家之后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壁炉前面的沙发上读报纸，直到婶婶喊他吃饭。他的婶婶是个善良但话很多的女人，她对待邦的态度介于“亲生儿子”和“寄养的远房亲戚”之间——给他做饭，给他洗衣，给他交学费，但她从来没有拥抱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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