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靠岸了。他从舷梯上走下去，踏上法国的土地。加来的码头和英国的码头没什么不同——同样的水泥地面，同样的铁质灯柱，同样的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招牌。但空气不一样。空气里的味道不一样，有一种在英国闻不到的、混杂了咖啡和刚出炉的面包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老建筑墙面上那层被雨淋过之后散发出来的潮气的、复杂的味道。
王汉彰没有在加来停留，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巴黎的车票。火车从加来向南行驶，穿过法国北部平坦的农田和村庄。
窗外的景色和英格兰不同——法国的田野更开阔，更整齐，田埂上种的树不是橡树和桦树，而是成排的杨树，笔直的，光秃秃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拉长了的、插在地里的灰色的铁棍。
村庄的建筑也不是英格兰那种红砖排屋，而是用浅黄色的石灰石砌成的、屋顶铺着灰色石板瓦的、看起来比英格兰的房子更老、更沉默、更不欢迎陌生人的建筑。
他从巴黎北站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冬天的巴黎天空是灰白色的，和伦敦差不多，但比伦敦亮一些。
王汉彰没有急着去第十三区。他先在北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把行李袋放下，洗了一把脸，然后站在房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镜子里的那张脸他看了二十多年，很熟悉。
但今天那张脸上多了一种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紧张，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更接近于“准备好了”的、沉着的、安静的、像是在镜子后面还有一个他正在看着这个他的那种东西。
他拿起护照和文件袋，出了门。
巴黎第十三区在塞纳河的左岸，是巴黎的华人聚居区之一。王汉彰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国城”——没有中文招牌，没有红灯笼，没有他以为会有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
那只是一条普通的巴黎街道，两侧是五层到七层的奥斯曼式建筑，灰色的石板屋顶，米黄色的石灰石外墙，建筑的一楼是各种商铺——面包店、肉铺、蔬菜店、咖啡馆、烟草店。
但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那些人的脸，有些是法国人的脸，有些是越南人的脸，有些是华人的脸。那些华人的脸和他在天津看惯了的那些脸不太一样——他们的皮肤更粗糙，颧骨更高，眼神里有一种他在天津很少见到的、疲惫的、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像是在看着远方但又什么都没有在看的那种空洞。
王汉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肖恩手写的地址——肖恩用他那种老派的、斜体的、花体的英文手写体写着一个门牌号码和一条街的名字。他把那张纸攥在手心里，沿着街道往前走，数着门牌号码。
他找到了那栋楼。
那是一栋六层的奥斯曼式建筑，米黄色的外墙被巴黎的雨和煤烟熏成了一种不均匀的灰白色。一楼的铁门上有一个老式的门铃系统，门铃的按钮上刻着每家每户的名字，有些名字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
他在那些名字里找“WANG”——没有。王长庚的名字不在上面。肖恩说过，王长庚在1935年去世了，他的房子被房东收回了，现在住的是别人。所以他不需要找到那个名字，他只需要找到这栋楼，站在楼下，看一会儿。
他站在那栋楼的对面，靠在街边一棵光秃秃的法国梧桐的树干上，点了一支烟。他看着那扇铁门，想象一个叫王长庚的中国人每天早晨从那扇门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手里拎着一个装饭盒的帆布袋，朝右拐，走五十米到路口的面包店买一根法棍面包，然后沿着这条街一直走下去，走到那条更宽的、有电车轨道的大街上，走到那家已经不存在了的、现在是一家超市的工厂门口。
他抽完那支烟，把烟蒂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然后沿着王长庚每天上班的那条路走了下去。他走过路口的面包店——面包店的橱窗里摆着各种形状的法棍和羊角面包，橱窗玻璃上贴着“BOULANGERIE”的字样。
他走过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门口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和一张被翻开的报纸，报纸上印着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消息。他走到那条有电车轨道的大街上，在原来工厂的位置上——现在是家超市——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走了回去。他去了那所技工学校的旧址。学校在第十三区的另一头，是一栋四层的红砖建筑，楼顶上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法国国旗。学校的大门是铁质的，漆成了深绿色，漆皮在铰链的位置剥落了，露出下面褐色的铁锈。门的旁边钉着一块黄铜的铭牌，上面刻着“éCOLE PROFESSIONNELLE DE PARIS”——巴黎职业学校的字样。
王汉彰站在校门口，靠着对面的墙，看着学生放学。那些学生从铁门里涌出来，有法国的，有北非的，有越南的，也有两三个华人面孔的。他们穿着同样的蓝色工装外套，背着同样的帆布书包，笑着，闹着，互相推搡着，在冬天的傍晚光线中三三两两地散开了。
他看着那些华人面孔的学生，想象其中一个是他——王雅克，十六岁，每天早上从第十三区的那栋楼走到这里，推开铁门，走进教室，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有一棵梧桐树，秋天的叶子会落在他的课桌上。
他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刻钟，把所有细节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之中。他很清楚，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东西，是他在西班牙活下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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