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在四周的时间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从第一天开始，训练的内容没有变过，匍匐、投弹、枪械、队形、体能，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机械的让人崩溃、但王汉彰知道，整个国际纵队，甚至于整个国民军，没有人在乎这些志愿者的死活。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报纸上面的宣传。
在这枯燥的训练中，他的眼睛在看，他的耳朵在听，他的脑子在记。他记住了营地的布局，格兰酒店的正门朝南，酒店后面的空地是帐篷区，帐篷区往西三百米是厨房和食堂，往东五百米是训练场，训练场的北侧有一排用木板和沙袋搭成的简易靶场，靶场的后面是一条干涸的小溪，小溪的对岸是一片橄榄树林，橄榄树林再往北就是公路，公路通往马德里方向。
他记住了营地里的人。不是所有人的名字，而是那些人的面孔、口音、习惯、和他们在人群中的位置。他记住了从不同人口中听到的关于前线的消息。
有人从马德里来，说那里的战况很激烈，国民军的炮火每天都会落在大学城的废墟上，共和军的士兵们用桌椅和书籍堆成掩体，在那些被炸得只剩下半面墙的教室里，一守就是一整天。
有人从托莱多来，说那里的阿尔卡萨城堡被围了两个多月，里面的国民军守军靠吃马肉和皮带活了下来。
有人从科尔多瓦来，说那里的战线上有一种德国人提供的新型坦克，装甲很厚，共和军的反坦克枪打不穿，步兵看到那种坦克就只能往山上跑。
他把这些消息都记在了心里。他在等待返回英国的那一天，当肖恩问起自己在西班牙看到了什么，他能说出那些东西，说出那些不是在报纸上、不是在广播里、不是在任何一个公开渠道能看到的东西。
四周的训练即将结束时，几个东方面孔的人突然来到了营地。
那天下午，训练刚刚结束。王汉彰正坐在帐篷外面，用一块破布擦他那支勒贝尔步枪。
他低着头，用那块布包着通条，伸进枪管里，来回地擦。枪管里的火药残渣被枪油溶解了，变成了黑色的、黏稠的、像墨汁一样的液体，从枪口被通条带出来，沾在布上，沾在他的手指上。
他的耳朵在听——不是在听擦枪的声音，不是在听旁边人说话的声音，而是在听营地入口方向的声音。
他听到了卡车发动机的声音。不是一辆，是几辆。不是贝德福德卡车的那种柴油发动机的声音。这个声音更轻、更脆、更尖锐，是西班牙的卡车，或者是苏联援助的卡车。
他没有抬头。他的头更低了一点，不是故意低下去的，而是那种“有人在擦枪，擦枪的时候低头看枪管”的自然动作。
但他的目光朝营地的入口方向偏了一下。不是转头，不是抬眼，只是他的瞳孔在那个方向多停留了几分之一秒钟。
卡车停在了营地入口处。车门打开的声音，人从车上跳下来的声音，不是一两个人在跳，是很多人在跳。那声音不是整齐的“咚”的一声，而是杂乱的、此起彼伏的“咚、咚、咚、咚”，像是一袋土豆被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王汉彰把通条从枪管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开始擦枪机的零件。他拆下了枪机，用布擦拭着撞针、弹簧和击发机构。他的手很稳，每一个零件都被他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按照顺序摆在他面前的地上，撞针在最左边，弹簧在撞针的右边，击发机构在弹簧的右边。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手工活，但他的耳朵始终朝着营地的方向张开着。
脚步声从营地的入口方向传了过来。不是一个人在走，是很多人在走。那脚步声是杂乱的、不整齐的，然后他听到了语言。
不是法语。不是英语。不是西班牙语。不是德语。不是波兰语。不是匈牙利语。而是他最熟悉的语言——中文！
那几个人的脚步声在营地入口处停了一下，大概是在和教官确认什么。然后脚步声继续朝营地的方向走来。
他听到了三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南方的，带着那种软塌塌的、没有翘舌音的、像是嘴里含了一块刚出锅的年糕一样粘稠的口音。一个声音是华北的，说着和张先云差不多的沧县口音。还有一个人说着西南官话。
王汉彰心里一紧，这三个人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他把头上的帽子往下压了压，试图挡住自己的脸。
他把枪机组装回去，把通条和破布收好，把那支勒贝尔步枪靠在帐篷的支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和沙子，转过身，准备走进帐篷。
但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三个人的身影，正冲着他走过来。那三个人穿着国际纵队的土黄色制服，戴着黑色的贝雷帽，帽子上缀着一颗三角红星。那是国际纵队的标志，但那个标志在他的帽子上缝得不太正，像是他自己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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