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因为殴打政治委员许泽铭被关了禁闭。
关禁闭的地方不是正式的牢房，是一顶被遗弃的破帐篷。帐篷的帆布在风中抖动，发出一种沉闷的拍打声，像是有人在远处敲着一面破鼓。
王汉彰坐在草垫子上，屁股下面的草早就被前面关过的人压得又扁又硬，散发着一股霉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酸臭气。他的手被反绑在身后，麻绳勒进手腕的肉里，手指已经开始发麻，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指尖上扎。
但他并不慌张。
他的右手心里捏着一枚剃须刀片，是从鞋底的夹层里抠出来的。这是他在豪恩斯洛农场学来的保命技巧之一。刀片很薄，边缘已经有点锈了，但割麻绳足够了。
他一点点地割着，动作很慢，慢到连肩膀都没有动一下。每一次刀片划过绳子的纤维，他都能感觉到那种极其细微的断裂感，像是某种束缚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
帐篷外面，一个苏联士兵的靴子踩在碎石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王汉彰不用看也知道，那个兵正端着冲锋枪，每隔几秒钟就往帐篷这边看一眼。
绳子已经割断了一大半。王汉彰估算着时间，再过三五分钟，他就能彻底挣脱。至于挣脱之后怎么办，他还没来得及想。也许夺枪，也许跑，也许死。这几种可能性在他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又被飞快地抛到一边。想太多没有用，先把手解放出来再说。
就在这时，帐篷的门帘被人掀开了。
光一下子涌进来，刺得他眯起了眼。一个穿着深蓝色军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领口上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子上那颗红星在光里闪着。苏联政委。他身后跟着两个端枪的兵，枪口斜指着地面，但那两个人的手指都扣在扳机护圈上，随时可以抬起来射击。
政委在帐篷里蹲了下来。帐篷不高，他蹲着的时候肩膀几乎顶着帆布。他离王汉彰很近，近到王汉彰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刮胡水的气味，冷冷的，带着一点酒精的刺激感。政委看着他，目光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然后开口说话了。
他说的是法语，腔调很怪，每个词的尾音都往下掉，像是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你殴打政治委员，”他说，语速不快，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这是暴行犯上。按军法，枪毙。”
王汉彰没有听懂每一个词，但他听懂了“枪毙”这两个字。
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那两个士兵就跨上来，一人抓住他一条胳膊，把他从帐篷里拖了出去。他的脚在碎石地上拖出一道痕迹，膝盖撞上了一块石头，一阵钝痛从膝盖骨传上来。
他拼命挣扎，身体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一样猛烈地扭动，但两个士兵的手像铁钳一样箍着他，根本挣不开。然后他的后脑勺上挨了一枪托，眼前一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千只蜜蜂同时在他脑子里振翅。
他被拖到了一片空地上。空地不大，地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枯草，远处的夕阳挂在山的边缘上，把整片天空染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
那两个士兵松开了他的胳膊，他跪倒在地上，膝盖又磕在了碎石上。他抬起头，看到那两个士兵摘下了背后的步枪，枪管在夕阳下反射出一道暗淡的光。
他们拉动枪栓，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野地里格外清脆，咔嗒，咔嗒，两声。那一瞬间，他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头皮一阵发麻，像是有人从头顶浇下了一盆冰水。
他不想死。至少不想这么死。
他什么死法都想过。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死在仇人的手里，甚至想过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在西班牙这片鸟不拉屎的荒地上，死在几个素不相识的苏联人手里，罪名是“殴打政治委员”。这太荒谬了，荒谬到他甚至想笑。
他笑不出来。
两个士兵端起了枪。枪口对准了他。他看到那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像是两个没有眼球的眼眶，正对着他的脸。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跳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想喊点什么，想骂人，想说一句什么话，但他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营地的方向快速开过来，车轮卷起一片尘土，在夕阳的光里像一团金色的雾。车停在空地的边缘，车门打开，一个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的接头人蒂埃里。
王汉彰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高兴看到一个人。蒂埃里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领子竖着，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他下了车，连车门都没关，径直朝那个苏联政委走过去。政委站在帐篷旁边，正看着这边。蒂埃里走到他面前，开始说话。
王汉彰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距离太远，风声太大，他只看到蒂埃里的嘴唇在不停地动，语速很快，他的手也在动，有时候摊开，有时候指向王汉彰这边。
苏联政委一开始在摇头，那个摇头的动作很明确，甚至带着一点不耐烦，像是被一只苍蝇反复打扰的人。但蒂埃里没有停，他继续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政委不摇头了，皱着眉头听着。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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