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跟着那个列车员进了车站。车站里到处都是人，乱得像个菜市场。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看着布告栏里的告示，有人在抽烟，有人在茫然地站着。王汉彰从人群中穿过去，走进候车室。
候车室里人更多。长椅上坐满了人，地上也坐满了人。空气混浊得让人想吐，有烟味、汗味、小孩的尿味、发霉的馒头味。头顶上的灯泡忽明忽暗，发出电流穿过钨丝的嗡嗡声音，把整个大厅照得昏黄。
王汉彰挤到售票窗口，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去天津。售票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大概是这一天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了。
“火车都停了。你要走，要么坐汽车，要么走公路。汽车也不保险，万一在路上被军队征用了，你也走不了。要是遇上日本兵，可能连命都丢了。”
王汉彰从售票窗口挤出来，站在候车室门口，点了一支烟。
他看了看表，凌晨两点多。济南的夜风吹过来，比车厢里凉多了，带着一股北方特有的干燥的土腥味。
他站在门口，看着车站的人来人往，大脑在计算。坐汽车？不知道有没有去天津的长途汽车。走公路？几百公里，靠两条腿走一个星期也走不到。他想了半天，没有想出好办法。
就在这时候，候车大厅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声：“死了！死了！没气儿了……”
王汉彰把烟掐灭，转身往回走。候车大厅的一溜儿长凳旁，人群像是被扔进了一颗手榴弹一般炸开。有人往后躲，有人伸长脖子往前看，有人捂住了孩子的眼睛。王汉彰从人群的缝隙里挤进去。
长凳上斜靠着一个老人，六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发紫，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双目半睁半闭，胸口的衣襟已经不再起伏。
他的手垂在长凳的边缘，手指蜷曲着，指甲发黑。旁边地上有一个藤条箱，箱子没锁，从缝隙里能看到里面叠着几件衣服和一本线装书。
人群里有人在叹气，有人在低声议论。“这么大年纪了还赶这个路，受得了吗？”
“从哪儿来的？看样子是逃难的。”
“日本人打过来了，想活命的就得往南跑啊。”
“叫什么叫？都他妈给我闭嘴！”
一声怒吼镇住了候车大厅里狂躁的人群。十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铁路警察闯进了大厅之中，枪托在腰间晃荡。警察们端着长枪驱散了围观的人群，在长凳周围清出了一圈空地。
一个屁股后面挂着盒子炮枪套的警察走到了长凳旁边。他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圆脸，浓眉，下巴刮得发青。
他用脚踢了踢那个死者，不是轻踢，是那种确定人有没有反应的踢法，用了点力气。老人的身体晃了一下，没有反应。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大声问道：“有人认识这个老头吗？”
偌大的候车大厅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连原本哭闹不止的孩童，此时此刻也屏住了呼吸。
看到无人回答，那个警察摇了摇头，说：“既然没有人认领，那就是无主尸体。来人，把尸体拖走，拍照留档，然后找个地方埋了吧。”
两个年轻的警察走上前，一个抬肩膀，一个抬脚，把老人从长凳上抬了起来。老人的手臂垂下来，一荡一荡的，帽檐歪了，但没有掉。
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但王汉彰的注意力却不在这件事上。他盯着那个挎着盒子炮的警官不放。
当然，王汉彰没有龙阳之好。他之所以盯着那个警官，是因为他认识那个人。
那个人的脸比他记忆中的圆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没有以前那么分明了，但那双眼睛没变。浓眉，大眼，眼珠子很黑，看人的时候像两把刀。走路的时候肩膀不晃，步子不紧不慢，整个人上下一边粗，看着像个门板似的。
李荣九。天津警察训练所的同学。住上下铺那个。山东人，在训练所里因为口音重被排挤，别人叫他“侉子”，他不吭声，黑着脸吃饭，黑着脸训练，黑着脸睡觉。王汉彰来了以后跟他住一个屋，没有笑话他的口音，有时候帮他递个东西。后来就熟了。
王汉彰入学晚了一段时间，李荣九已经在那住了快一个月，算是老人。学校里的一群恶少想要欺负王汉彰，是他给王汉彰通风报信的额。
两个人住上下铺，熄灯以后聊过很多次。李荣九说过他爸在济南火车站当铁警队长，等他毕业了，他爸会给他安排个工作。
王汉彰没有声张，跟着这队铁路警察回到了他们的休息室。休息室在车站的东侧，是一排平房，灰色的砖墙，门上钉着门牌号。等到所有的警察都进了门，王汉彰也跟着走了进去。
走廊里很窄，灯光昏暗，地上铺着灰水泥，墙角堆着几把破椅子。他刚往里面走了两步，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从旁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开口问道：“哎，你是干啥的？谁让你进来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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