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这四个字像是一把枷锁，压的王汉彰喘不过气来！
不是形容，是真的喘不过气。他在西班牙被弹片崩断过肋骨，在伦敦医院的病床上被药物烧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在火车锅炉房里被蒸汽和煤烟熏了十几个小时，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此刻他坐在自家客厅的藤椅上，面对母亲和两个妹妹，胸口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了，每一次吸气都要用力。
他点了支烟，深吸了一口。淡蓝色的烟雾开始在客厅里弥漫开来。老妈说得没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谁也无法左右他人的人生。这话他明白。
可是他走了一年多，在西班牙的炮火里爬过，在伦敦的手术台上躺过，在豪恩斯洛农场的泥地的打滚，不就是想回来把人带走吗？现在人找到了，门敲开了，人却带不走了。
但是，如果让她们两个就这么走了，这一别之后，这一家人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他在西班牙山坡上亲手埋葬安东尼奥和胡安之后领悟到的。生与死之间，很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他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吊扇的风里打着旋散了。
他看着汉雯和汉贞，脑子里转着她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何廉教授，经济研究所，地方财政，工业化学，跟着学校南迁。
这些话在刚才听起来像是理由，现在再琢磨一遍，他发现自己没法反驳。不是因为她们说得比他有道理，是因为那些话不是从别人嘴里学来的，是从她们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他拔不掉。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的红光闪了一下，灭了，变成一缕细细的青烟，晃了一下就散了。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妈说得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既然你们想好了，那就去吧。汉雯和汉贞跟着学校南迁，我让妈跟我去香港。”
他又停了一下，看着汉雯和汉贞。“但你们俩听我说一句。在路上别逞强，有事跟老师商量，别一个人硬扛。到了地方写信到香港的太古洋行，不管走到哪儿，告诉我一声地址。如果路断了，信寄不到，也想法子托人带个话。”
汉雯咬着下唇的牙齿松开了，嘴唇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眶，抹掉的东西不多，但眼眶是湿的。“大哥，你放心。”她说，声音有些发颤，但字字清楚。汉贞在旁边接了一句，很用力地说：“大哥，你也要小心。”
王汉彰从沙发上站起来。看了看两个妹妹，又看了看母亲，勉强笑了笑。“哭丧个脸干嘛？又不是以后见不着面了。别看日本人现在势头正盛，那只不过是仗着中国没有准备罢了。委员长已经在庐山发表声明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听说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森，还有西北的那些军阀都在集结军队，准备北上抗日。日本人再能打，也就二三十万人。可咱们中国的军队有上百万，绝对能挡住日军的兵锋。”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笃定的，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但话虽然这样说，他心里也没有底。他在西班牙见过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不是人数多就一定能赢。斯图卡俯冲的时候，地上的士兵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但他不能说这些。这个时候说这些，就是往两个妹妹刚下的决心上泼冷水。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快七点了。“你们在家里先收拾东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他走到门口，换了鞋。母亲在身后叫了他一声，他回头看了一眼。“早点回来，等着你吃饭。”母亲说。王汉彰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从家里出来，西边的天空一片晚霞。路灯刚刚亮起，但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也都是低着头快步走。远处的市区方向还有零星的爆炸声，不知道是炮击还是有人在炸什么东西。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从老城厢那边飘过来的，风一吹就散，风停了又聚回来。
他走到路口，等了一会儿，才拦到一辆黄包车。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车把上挂着一盏油灯，灯捻烧得有点长，火苗一跳一跳的。
他说了句“马场道，快点走”，车夫没多问，拉着车就跑。车轮碾在碎石路上，沙沙响。街两边的店铺都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有的门上还贴着白纸条，写着“暂停营业”。
王汉彰靠着车座，眯着眼睛看着两边的街景。这条路他走了七八年，闭着眼都能摸到家。但现在街道两边的招牌还在，房子还在，墙上的砖还在，但气味变了。以前这条街上飘的是饭菜香，是茶香，是煤炉子烧出来的烟味。现在飘的是焦糊味和火药味。街道还是那条街道，但已经被战争抹了一层灰。
车子跑了十几分钟，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子。巷子两边的洋楼院子里亮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王汉彰让车夫在一棵大槐树旁边停下来，付了车钱，等黄包车拐出巷口走远了，他才朝詹姆士先生的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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