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家爵的家里出来，王汉彰走到别克车旁边，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车座是皮的，凉丝丝的，坐上去的时候坐垫嘎吱响了一声。张先云上了驾驶座，拉上车门，发动了车子。引擎轰轰地响起来，车灯在黑暗的街道上切出两道白光，慢慢地驶离了那条安静的街道。
路灯的光在挡风玻璃上划过去，一道一道的，明暗交替，像是一只手在反复翻着一本旧书。张先云没有急着说话，开了一段路，拐过了两个街口，才腾出一只手摸了摸口袋里的烟盒，又放回去了。他问了一句：“彰哥，你说许家爵会不会把情报给你？”
王汉彰靠在座椅上，看着前面被车灯照亮的柏油路面。路面上的白线已经很久没重新刷过了，有些地方模糊得只剩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许家爵刚才说的那些话——送学生出城，替老六收尸，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句话单独拎出来都像是真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亲身经历过的。
但许二子这个人，从小就会说瞎话，说得比真的还真。在南市茶馆里跟人赌牌，输了能编出一整套“家里z面遭了灾”的说辞来躲债，等赢家后来找到他家去才发现这逼尅的在家吃的满嘴流油。一年多没见，许家爵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演技更好了，王汉彰自己也分辨不清。
许家爵是茂川秀和的心腹，管着整个天津的烟土生意，手底下三四百号人。这个位置是拿什么换来的？是拿他刚才说的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良心换来的，还是拿他自己的骨头一节一节弯下去换来的？
他究竟是会冒险给自己去搞情报，还是会把自己回到天津卫的消息转手卖给茂川秀和，换一个更大的功劳，把屁股底下的椅子坐得更稳当一些？这些事想来想去都想不透。
他叹了口气，看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街景。关了门的店铺，拉下来的卷帘门，贴在墙上的维持会告示，被风吹得只剩半张的报纸广告。开口说了一句不是回答的回答：“老话说得好，爱走东的不走西，爱CPG的不RB。前面的道怎么走，咱们已经指给他了。他怎么选，那就是他的事儿了。选对了，他还是我兄弟。选错了，那也是他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
张先云没有再问，专心开车。车子过了意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路面从石板变成了柏油，路灯也从意租界那种暖黄色的换回了英租界常见的乳白色。
夜色很深，路上看不到几个人，但日本人的巡逻队依旧围着英法两国租界的边缘不停的巡逻。军靴踏在柏油马路上发出的‘咔嗒’声，在黑夜之中传出去很远。
第二天一早，王汉彰没有等来许家爵的消息，而是接到了詹姆士先生的电话。电话里詹姆士先生要求他立刻赶往英租界警务处，有一个紧急的案件发生。
汽车沿着英租界的街道往戈登堂开，晨风从摇开的车窗里吹来，凉丝丝的，带着早点摊子飘出来的豆浆和炸油条的香气。
街上的行人在一天当中这个时候最多，有赶着上班的职员，有挎着菜篮子的女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一切看起来和战前差不多。
但路口的日本巡逻队把一切都变了。十几个日本兵堵在了租界通往华界的路口，步枪斜挎在肩上，刺刀都上了鞘，但站的位置刚好把路口卡得死死的。
他们挨个检查进出英租界的华人，看证件、翻包裹、搜口袋，动作粗暴，嘴里用日语喊着什么，被检查的中国人低着头不吭声，一个老头的菜篮子被翻了个底朝天，青菜撒了一地，日本兵看都没看一眼就踢到路边去了。
王汉彰到了警务处，穿过一楼大厅，沿着楼梯上了二楼。走廊里铺着深绿色的地毯，墙上的铜牌擦得锃亮。他在詹姆士先生的办公室门口站定，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请进”。他推门进去，詹姆士先生正和另一个穿深蓝色警服的中年男人说话。
那人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肩膀很宽，头发已经灰白了，但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膛宽大，颧骨高高的，鼻梁很直，下巴刮得发青。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英式警服，领口别着两枚铜扣，肩章上缀着三颗银星，在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晨光里微微发亮。
詹姆士先生指了指王汉彰，对那个警察说：“丹尼斯处长，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李汉元。”
丹尼斯处长上下打量了王汉彰一番。他看人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从头看到脚，是先看眼睛，然后看腰侧，最后才看全身其他地方。他的目光在王汉彰的腰侧停了一下，那里正好别着那支纳甘转轮手枪的轮廓，在西装外套下面鼓起一个不显眼的包。
“李先生，请坐。”他的声音低沉，语速不快，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丹尼斯开门见山，没有寒暄，也没有试探。“你的事情，詹姆士已经跟我讲过了。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天津英租界警务处副处长。你在档案里的名字是李汉元，原香港警务处高级督察，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平时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不要求你坐班，但需要你露面的时候你要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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