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会说话，但有人撒谎
案发后，我是唯一见过凶手面容的幸存者。
警方让我反复回忆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睛。
心理医生说我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可他们不知道，我在停尸间工作了二十年。
最擅长从尸体上寻找真相。
当刑侦队长第三次描述那双眼睛时，我打断了他。
“王队长，你们抓错人了。”
“真凶的眼角有颗痣，而你们带回来的这个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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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三十七分，市局刑侦支队的灯光白得刺眼，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试图剥开一切阴影，却只照出了更深的疲惫。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速溶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合的、一种近乎焦糊的气味。
我又一次坐在了那间熟悉的询问室里，对面是王队长和他的记录员。王队长眼里的红血丝盘根错节，警服衬衫的领口松开着，露出一截被汗水与压力浸得发暗的皮肤。他已经连续工作超过四十个小时了，为了“7·23”灭门案。
而我，是那个惨案现场唯一的幸存者，或者说，唯一的活口。当时我给那家的女主人，林薇，送她预定好的、需要低温保存的特制精油，晚了半小时。推开那扇虚掩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别墅门，地狱的景象扑面而来。然后，在二楼的走廊阴影里，我与那双眼睛对上了。
“李师傅，我们再回忆一次，重点是那双眼睛。”王队长的声音沙哑，但努力维持着温和，“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这对我们抓住凶手至关重要。”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的身份是“星光苑”小区的夜间巡逻保安，一个偶然撞破凶案现场、被吓得几乎精神失常的可怜虫。他们给我安排了心理疏导，医生诊断我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那晚的细节，尤其是凶手的脸，记忆模糊且混乱。
唯一清晰的，据我反复向警方强调的，是那双眼睛。
“深邃，像……像看不到底的深渊。”我开口，声音带着刻意营造的、细微的颤抖，目光游离，不与王队长对视，“很冷，看着你的时候，不像在看活物……瞳孔颜色有点特别，比一般人要黑……对，眼型偏长，内眼角……有点下勾。”
王队长身体前倾，引导着：“眉毛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眼周，皮肤状态？”
我蹙着眉，像是在极力对抗脑海中那片血腥与恐惧交织的迷雾，缓慢地摇头：“眉毛……很浓，眉骨很高。别的……记不清了，太快了，灯又暗……”
记录员飞快地敲着键盘。王队长轻轻呼出一口气，掩饰不住失望，但还是鼓励道：“已经很有用了，李师傅。你提供的‘深渊’这个感觉，还有眼型特征，是我们侧写的重要依据。”
他们依据我的描述，加上现场留下的一点模糊的脚印和半个在不该出现的位置的指纹，锁定了嫌疑人——一个名叫张彪的男人。有抢劫前科，性格暴戾，身形与现场推断吻合。最重要的是，模拟画像专家根据我的口述画出的眼睛，与张彪的照片有七分相似。他被带回来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审讯室里，他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对抗一切。
这是王队长第三次找我确认眼睛的细节。他需要铁证，需要我的指认，来撬开张彪的嘴，或者至少，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我看着王队长布满血丝的眼睛，那里面是破案的急切，是对我这个关键证人的依赖，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我的描述始终停留在“感觉”层面，缺少一击致命的物理特征。
他们不知道，血腥和死亡，对我而言，从来不是需要被疏导的创伤，而是日常工作。我在市殡仪馆的停尸间工作了整整二十年。我是遗体整容师李志平。我见过各种各样原因离开人世的躯体，倾听过他们沉默的“遗言”，最擅长的，就是从那些冰冷、僵硬的皮囊上，剥离出被掩盖的真相。死亡的气息浸透了我的每一道指纹，它不会让我恐惧，只会让我异常清醒。
林薇和她丈夫、孩子的尸体，最后都经由我的手，做了初步清理和缝合。那些伤口，那种力度和角度，还有凶手在侵害林薇遗体时留下的一些极其细微、容易被忽略的痕迹……早已在我心里拼凑出一个与张彪截然不同的影子。一个更冷静，更残忍，带着某种仪式化宣泄的影子。
王队长还在重复：“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们掌握的情况，张彪的眼睛确实符合‘深邃’、‘眼型偏长’这些特征，虽然他一直不肯抬头让我们仔细看，但……”
我忽然抬起头，第一次，真正地、平静地看向王队长的眼睛。
询问室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记录员敲击键盘的手指停了下来。
王队长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里，他大概是被我眼神里骤然褪去的“惊恐”与“迷茫”弄怔住了。那里面 now 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笃定。
我打断了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斩断了房间里所有的背景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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