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生抬起头,眼眶红了:“掌柜的,你既然看见了,为什么没拿?这三个月,你……”
我伸出右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三根指头。
“我年轻时候,也见过一箱黄金。”我说,“比这个多得多。”
他愣住了。
我点上油灯,让他坐下,给他倒了碗酒。
“想听故事吗?”
二
那是光绪二十九年的事。
那年我二十三,在黄河上撑船。不是那种摆渡的小船,是走长途的漕运船,从潼关到洛阳,一趟半个月,挣的是卖命的钱。
那年秋天,船行到三门峡,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水。船被浪打翻了,我抱着一块木板漂了十几里,被冲到一片河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石洞里。
石洞不大,往里走了几步,脚底下踢到一个硬东西。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木箱子,半埋在泥沙里,盖子已经朽烂了,露出里面的东西——
黄金。
满满一箱金条,码得整整齐齐,上面落满了泥沙,但火光一照,依然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当时傻了。
愣了半天,才想起往外扒那些金条。一根,两根,三根……我一边扒一边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扒到箱子最底下,扒出一张发黄的纸。
那是一张货单,上面写着年月——道光二十九年。落款是“陕甘总督衙门”。
我明白了。
这是官银。五十多年前,押运官银的船在三门峡翻了,沉在这河底,被泥沙埋了。如今大水一冲,又露了出来。
那天夜里,我坐在那堆金条旁边,想了整整一宿。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我不能一个人拿这些金子。
不是我高尚。是我知道,我一个撑船的穷汉,忽然带着这么多金子出去,走不出三十里就得被人剁了。这事得找人合伙——找几个靠得住的人,悄悄把金子运出去,悄悄换成钱,然后各奔东西,一辈子不再见面。
我挑了四个人。
一个是我亲哥,陈老大。一个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刘栓子。还有两个是同船的水手,一个姓周,一个姓吴,都是穷得叮当响、但干活卖力的老实人。
我们五个对着关公像磕了头,发了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金子运出去,一人一份,谁要是起了坏心,天打雷劈。
接下来一个月,我们白天睡觉,夜里干活。用麻袋把金条一袋袋背出来,藏在河边的芦苇荡里。等攒够了,再趁黑天用小船运到下游一个废弃的磨坊里。
那磨坊是我早年间发现的,离村子远,没人去。
金子藏好那天,我们五个在磨坊里喝了一顿酒。喝着喝着,刘栓子忽然说:“撇子,这么多金子,得找个买主吧?”
我说:“找。但不能急。慢慢打听,找靠谱的。”
周水手说:“打听啥?咱们几个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怎么卖?卖给谁?万一让人黑了,金子没了,命也没了。”
吴水手也点头:“得找个懂行的。”
我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人,在洛阳开当铺的,姓乔,外号乔半城。他路子野,手也黑,但做生意讲规矩。找他,应该行。”
大家都没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动身去洛阳。
临走的时候,我把我哥叫到一边,嘱咐他:“我不在,你多盯着点。这几个人,咱们知根知底,但钱这东西,容易让人变。”
我哥点头:“你放心去,这里我看着。”
我走了三天,到了洛阳,找到乔半城的当铺。乔半城听我说完,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说:“金条?什么成色?什么年份?有多少?”
我说:“乔掌柜要是感兴趣,跟我去一趟,亲眼看看。”
乔半城笑了:“行。三天后,我带人去。”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来的路上,走得轻快,恨不得一步跨回磨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四个人。
可等我回到磨坊,推开门——
他们都死了。
我哥,刘栓子,周水手,吴水手。四个人并排躺在磨盘旁边,胸口各插着一把刀。血流了一地,已经发黑发臭。
金子还在。
一袋都没少。
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哥的尸体,哭都哭不出来。后来我才发现,他右手攥着拳头,攥得死紧。我掰开他的手指,手心里是一块布条——蓝布,角上绣着一朵梅花。
那是刘栓子老婆的衣裳。
三
刘栓子住在离磨坊三里地的刘家村,娶了个媳妇姓孙,长得周正,手也巧,衣裳角上爱绣梅花。
那天夜里,我摸到刘家村,翻墙进了刘栓子家的院子。
屋里还亮着灯。我从窗户缝里往里一看,孙氏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纳鞋底。刘栓子他娘躺在床上,咳嗽着说:“栓子走了好几天了,咋还不回来?”
孙氏头也不抬:“娘,他有事,过几天就回。”
老太太叹了口气,翻身睡了。
我在窗外蹲到后半夜,孙氏一直没睡。她纳一会儿鞋底,就抬头看一眼窗外,像是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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