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生抬起头，眼眶红了：“掌柜的，你既然看见了，为什么没拿？这三个月，你……”
我伸出右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三根指头。
“我年轻时候，也见过一箱黄金。”我说，“比这个多得多。”
他愣住了。
我点上油灯，让他坐下，给他倒了碗酒。
“想听故事吗？”
二
那是光绪二十九年的事。
那年我二十三，在黄河上撑船。不是那种摆渡的小船，是走长途的漕运船，从潼关到洛阳，一趟半个月，挣的是卖命的钱。
那年秋天，船行到三门峡，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水。船被浪打翻了，我抱着一块木板漂了十几里，被冲到一片河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石洞里。
石洞不大，往里走了几步，脚底下踢到一个硬东西。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木箱子，半埋在泥沙里，盖子已经朽烂了，露出里面的东西——
黄金。
满满一箱金条，码得整整齐齐，上面落满了泥沙，但火光一照，依然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当时傻了。
愣了半天，才想起往外扒那些金条。一根，两根，三根……我一边扒一边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扒到箱子最底下，扒出一张发黄的纸。
那是一张货单，上面写着年月——道光二十九年。落款是“陕甘总督衙门”。
我明白了。
这是官银。五十多年前，押运官银的船在三门峡翻了，沉在这河底，被泥沙埋了。如今大水一冲，又露了出来。
那天夜里，我坐在那堆金条旁边，想了整整一宿。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我不能一个人拿这些金子。
不是我高尚。是我知道，我一个撑船的穷汉，忽然带着这么多金子出去，走不出三十里就得被人剁了。这事得找人合伙——找几个靠得住的人，悄悄把金子运出去，悄悄换成钱，然后各奔东西，一辈子不再见面。
我挑了四个人。
一个是我亲哥，陈老大。一个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刘栓子。还有两个是同船的水手，一个姓周，一个姓吴，都是穷得叮当响、但干活卖力的老实人。
我们五个对着关公像磕了头，发了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金子运出去，一人一份，谁要是起了坏心，天打雷劈。
接下来一个月，我们白天睡觉，夜里干活。用麻袋把金条一袋袋背出来，藏在河边的芦苇荡里。等攒够了，再趁黑天用小船运到下游一个废弃的磨坊里。
那磨坊是我早年间发现的，离村子远，没人去。
金子藏好那天，我们五个在磨坊里喝了一顿酒。喝着喝着，刘栓子忽然说：“撇子，这么多金子，得找个买主吧？”
我说：“找。但不能急。慢慢打听，找靠谱的。”
周水手说：“打听啥？咱们几个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怎么卖？卖给谁？万一让人黑了，金子没了，命也没了。”
吴水手也点头：“得找个懂行的。”
我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人，在洛阳开当铺的，姓乔，外号乔半城。他路子野，手也黑，但做生意讲规矩。找他，应该行。”
大家都没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动身去洛阳。
临走的时候，我把我哥叫到一边，嘱咐他：“我不在，你多盯着点。这几个人，咱们知根知底，但钱这东西，容易让人变。”
我哥点头：“你放心去，这里我看着。”
我走了三天，到了洛阳，找到乔半城的当铺。乔半城听我说完，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说：“金条？什么成色？什么年份？有多少？”
我说：“乔掌柜要是感兴趣，跟我去一趟，亲眼看看。”
乔半城笑了：“行。三天后，我带人去。”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来的路上，走得轻快，恨不得一步跨回磨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四个人。
可等我回到磨坊，推开门——
他们都死了。
我哥，刘栓子，周水手，吴水手。四个人并排躺在磨盘旁边，胸口各插着一把刀。血流了一地，已经发黑发臭。
金子还在。
一袋都没少。
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哥的尸体，哭都哭不出来。后来我才发现，他右手攥着拳头，攥得死紧。我掰开他的手指，手心里是一块布条——蓝布，角上绣着一朵梅花。
那是刘栓子老婆的衣裳。
三
刘栓子住在离磨坊三里地的刘家村，娶了个媳妇姓孙，长得周正，手也巧，衣裳角上爱绣梅花。
那天夜里，我摸到刘家村，翻墙进了刘栓子家的院子。
屋里还亮着灯。我从窗户缝里往里一看，孙氏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纳鞋底。刘栓子他娘躺在床上，咳嗽着说：“栓子走了好几天了，咋还不回来？”
孙氏头也不抬：“娘，他有事，过几天就回。”
老太太叹了口气，翻身睡了。
我在窗外蹲到后半夜，孙氏一直没睡。她纳一会儿鞋底，就抬头看一眼窗外，像是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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