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赏既定，会议进入实质性议题商讨。民国政府方面提出了预先拟定的十项议案，由吴梦兰逐一宣读并解释：
“一，为固边防、靖地方，蒙边各处紧要隘口，由国家统一派兵驻屯。
二，各蒙古王公举借外债，需呈报中央核准，不得擅自为之。
三，凡取消‘独立’、拥护共和之王公，均享受前述优待条件。
四，各王公不得以土地、矿产等各项财产抵押予外国，以保国家领土利权完整。
五，蒙古地方举办新政，如兴学、开矿、筑路等，应报请中央或地方主管官署核准。
六，增强蒙汉民族感情，互相亲睦，不得歧视。
七，中央支持发行蒙文报纸，启发民智，宣扬共和。
八，各蒙旗官署、重要场所，须悬挂中华民国五色国旗，以符国体。
九，蒙旗地方，须遵守中华民国现行法律法规。
十，各旗所需自卫枪械，应由吉林都督府代为统一采购、核发，严禁私运。”
这十条，条条关乎主权、控制与治理。前几条尚可接受，但驻兵、借债需核准、新政需批准、悬挂五色旗、遵守民国法律，尤其是最后一条枪械由吉林代购严禁私运，直接触及了许多王公，尤其是实力较强者的敏感神经。会场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随后，哲里木盟各旗代表也提出了他们草拟的六项要求：
“一，请中央明令，保全我各旗原有管辖之领土。
二，各蒙旗应有自由练兵保卫地方之权利。
三，赔偿此次因征讨乌泰乱军而给我无辜蒙民带来的损失。
四，请将现驻屯蒙地之征蒙军队，于叛乱平息后迅速撤回原防。
五，承认现已开垦耕种之地，其余牧场地界，不得再行招垦设治。
六，不得在蒙古地方设立行省。”
双方议案摆上台面，分歧立现。民国要驻兵、控枪、干政；王公要自主、撤军、保地、拒垦。会场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辩。
张锡銮老神在在，并不多言，由陈昭等人与王公们反复交涉。齐王作为盟长和“受封榜样”，率先表态支持民国议案大体原则，但也在一些细节上，如驻兵规模、枪械代购价格等，为各旗争取“灵活空间”。
争辩最激烈的是第三条“赔偿损失”。一些在战事中确有损失的旗份代表言辞激烈。
一位来自临近战区的台吉起身道：“官军剿匪，天经地义。但炮火无眼，兵马过处，我旗百姓牲畜走失、房舍损毁者不在少数！这些损失，难道就白白承受？中央既要我们倾心向内，总该有所体恤！”
江荣廷此时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入耳：“这位台吉所言，不无道理。然则需知，此次兵燹之祸，首恶乃是乌泰！是他挑起动乱，引兵攻掠，致使洮南、镇东等地蒙汉百姓死伤数千，房屋焚毁两千余间！官军为平叛保民，不得已而用兵，纵有误伤，其根源何在？若论赔偿，是否应先由乌泰及其党羽负担？然乌泰已逃，其府库早被叛军自掠一空。此刻要求中央赔偿，于理或有可原，于情恐难周全，更恐易生误解，仿佛官军与叛军同有过错。依荣廷之见，不若将此条暂缓，待地方彻底安定后，由省府酌情对确有困难的受灾蒙汉民众，一体进行抚恤赈济，似更为妥当。”
他这番话，既点明罪魁祸首是乌泰，又暗示要求赔偿可能被视为“指责官军”，还将蒙汉受灾民众并列，一下子将单纯的“赔偿蒙人损失”拉到了一个更复杂也更容易引发争议的层面。
齐王见状，立刻出言附和江督办“考虑周全”，认为当下应以安定团结为重，赔偿之事可从长计议。几个损失较大的旗代表还想争辩，但见盟长和吉林都如此表态，气势顿时弱了下去。最终，在王公内部协商和民国方面的坚持下，这一条被从正式议案中取消。
经过数日的反复拉锯、私下沟通、利益交换，会议终于接近尾声。
11月1日，在张锡銮的主持下，各旗王公及代表首先在《取消库伦独立劝诱书》上签字，一致表示反对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之“独立”，拥护中华民国共和统一。
随后，大会通过了以民国政府十项议案为基础的会议决议，作为今后处理哲里木盟事务的基本准则。王公们提出的六项要求，部分精神被吸收（如保全领土、承认已垦地），部分（如自由练兵、迅速撤军、不设行省）则未被采纳，或仅作模糊承诺。
会议宣告闭会。表面上看，民国政府通过封赏和议案，加强了对哲里木盟的控制；各旗王公则保住了基本爵位和领地，获得了中央的“认可”，代价是让渡了部分权力。
会期数日，江荣廷除了公开场合的发言与交涉，私下更是活跃。他深知张锡銮此人，资历老，贪财，且作为袁世凯拜把兄弟、现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名义上有协调三省边防军政之权，地位超然，是直通袁世凯的紧要人物。若能结好于他，益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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