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局势，急转直下。
在热河-察哈尔东线，毅军前敌司令米振标，刚刚因收复王子庙而受到嘉奖，正欲扩大战果，率军进至坝外乌布力河地带，寻求与巴布扎布的东路军主力决战。
然而，他遭遇的是得到增强、且战意高昂的敌军。战斗异常激烈，毅军虽勇，但在机动性和兵力上渐处下风，战事陷入胶着，米振标速战速决的意图落空。
真正的灾难，发生在西线。
大王庙，这个四月间曾让新练骑兵一团全军覆没的伤心之地，如今由在之前防御战中表现尚可的于有富第二旅一部驻防。或许是因为之前的胜利产生了轻敌思想，或许是因为部队久驻生懈，更可能是外蒙军此次的突袭太过迅猛诡诈。
七月下旬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外蒙东路军一支精锐骑兵，如同鬼魅般穿透了前沿警戒，直接扑向大王庙守军主阵地。驻防的步队猝不及防，仓促迎战。外蒙骑兵并不正面强攻，而是以娴熟的马技和精准的射击，不断袭扰、切割守军阵型。缺乏有效反骑兵手段和坚定指挥的步队，在承受了最初一波伤亡后，恐慌迅速蔓延。
“顶住！不许退！”军官的怒吼被淹没在混乱的喊叫和枪声中。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败了！”，或是第一个丢下枪转身逃跑的人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本尚可一战的阵线，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可耻的崩溃。士兵们丢盔弃甲，互相践踏，不顾一切地向后逃窜。步队的溃散，如同堤坝的决口，瞬间牵动了守军的防御体系。
于有富得报大惊，亲率卫队前往弹压，试图稳住阵脚，但败势已成，难以挽回。在混乱中，旅指挥所也遭到袭击，于有富本人险遭不测。最终，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部队彻底溃散，在亲兵拼死护卫下，带着残部狼狈后撤。
此役，于有富旅伤亡四百余人，更重要的是，丢失了步枪四百余支、火炮一门、宝贵的机关枪两挺，以及十余万发子弹。这些装备弹药，连同大王庙这个战略要点，一并资敌。残部一路退到多伦，方才惊魂稍定，但已士气全无，短期内难堪再战。
大王庙的溃败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外蒙军西路军（主要由陶克陶胡等部组成）趁势大举南下，兵分三路：一路侵入达尔罕贝勒旗，向南威胁包头北面的梅力更、昆都仑河地区；一路直扑武川县，意图侵犯归化、绥远二城，震动绥远将军驻节之地；还有一路进行广泛袭扰，牵制守军。
而在最关键的中路，那位被何宗莲轻视、却让北洋军吃尽苦头的“野路子”元帅达木丁苏隆，亲自指挥中路军主力，向刚刚被孟效曾旅收复不久的滂江、苏尼特右旗等地，发起了猛烈的反扑。
孟效曾旅在之前的攻势中虽然取胜，但长途奔袭，后勤补给线本就拉得很长。此刻骤遇外蒙主力有预谋的反击，前线压力巨大。
更要命的是，活跃在草原深处的蒙军骑兵分队，再次发挥了他们“断粮道”的致命本事。一支运送弹药粮秣的大型辎重队，在距离滂江不到百里的地方遭遇伏击，护卫部队苦战不支，大量物资被劫掠焚毁。
消息传到前线，孟效曾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弹药将尽，粮草不继，士兵饥疲，面对敌军主力凶狠的反扑，这仗还怎么打？
正如江荣廷之前所预料的那般——深入草原，若无稳固后方和可靠后勤，极易被机动灵活的蒙军掐断命脉。孟效曾此时便尝到了这苦果。苦撑数日，在伤亡不断增加、弹药眼见告罄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痛苦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放弃浴血收复的滂江，放弃苏尼特右旗的阵地，部队在蒙军骑兵的追击骚扰下，艰难地向南收缩。来时意气风发，退时仓皇沮丧。
达木丁苏隆岂会放过如此良机。他挥军猛追，一路向南碾压。八月初，兵锋所向，察哈尔境内重要的蒙古正蓝旗宣告失守。此地距离多伦诺尔已不甚远，且打开了从锡林郭勒草原南部直趋察哈尔腹地、威胁张家口侧翼的通道。
北疆局势，在南方“二次革命”炮火的“伴奏”下，急剧恶化。外蒙军四路并进，气势如虹，而民国守军则东线僵持、西线溃败、中路后撤，处处被动。长城以北，烽烟愈炽，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沉重的阴云，笼罩在京师北门的上空。
袁世凯坐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同时看着南方要求增兵催饷和北疆告急求援的电报，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南方的革命党要推翻他，北方的蒙古叛军要撕裂国土，而国库里的银子，却像水一样流走，怎么也填不满这两个无底洞。
时代的惊雷，在华夏南北同时炸响，将这个新生的民国，推向了更加深不可测的惊涛骇浪之中。
八月的草原，本该是牧草最为丰美、牛羊最为肥壮的时节。然而此刻，这片名为“灰苏音”的草甸上，弥漫的却不是牲畜的腥臊与牧歌的悠扬，而是浓得化不开的血腥、硝烟，以及死亡降临前最后的疯狂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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