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夏季，复兴会两大重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一为中兴公司扩产增效，由公司两大干将容闳和唐廷枢主持；二为经略江西腹地，由左七军军长冯桂芳主持。
吴捷留在九江，一面开始准备进攻南昌，一面花大力气整顿吏治。吏治是否廉洁高效，关系到军政府能否高效开展工作，必须给予十二分的重视。
九江之战一结束，大量伤病残军人退伍，进入军政府工作。自那时起，吴捷便开始以整顿吏治为重点，扫除军政府中的封建残余，建立现代政府组织。
复兴会刚来九江时，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筹建各级军政府时，不得不大量留用传统官吏。
但传统官吏为害甚大，是满清吏治腐败、国力坍缩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中期，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纳之门。不仅学术功名可以买卖，官职也可以买卖。随着军功出身的官员挤压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满清吏治进一步腐败。
例如，胡林翼虽是进士出身，在京候补日久，便捐了个知府，可以自主择地。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选择膏腴之地，而是主动选择到贵州蛮荒之地，大展平生抱负。
各地民变深刻地撼动了满清政府的根基，晚清却仍然持续了六十多年。
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海关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洋人支持、慈禧长袖善舞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朝廷对于官员任命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大到军机大臣，小到县令，都要以清帝的名义任命，才具有合法性。
除了清帝钦命官员之外，还有为数更巨的、不在“编制”之内的胥吏、差役。
例如，清朝一县的文官只有县令、县丞、教谕等极少数的编制，算上驻守当地的武官，有俸禄的“编制”官员不会超过十个。
若算上胥吏、差役，官吏的数量就惊人了。论胥吏，大县有两三千名，小县有三四百名。论差役，浙江大县有一千五百名差役，山东大县有一千多名。
事实上，清廷的基层权力已被胥吏、差役把持，情况相当严重。
晚清时期，为了安置官员，加之民变四起，官员任职大为缩短。据统计，咸丰一朝，督抚任期少于三年者，比例在80%以上。
督抚主管一省乃至数省大权，堪称满清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他们任职尚且如此短暂，更别提其他官员了。
胥吏、差役则是终生任职，可以继承给子孙。他们虽然没有地位，受到舆论歧视，却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赚得盆满钵满。
满清监察御史李慈铭就曾说过，满清官员俸禄低，守法的京官穷得无法生存，衙门里的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
康熙年间，桐城派大家方苞受文字狱株连，关入刑部大牢。方苞发现，刑部老吏私藏官印，擅自更改公文。
即便是死刑这样需要皇帝朱笔亲勾的大事，老吏亦敢暗中作手脚，买通别人代替死刑。主审官明知有此事，却不敢上奏朝廷。
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打败廓尔喀，收复西藏收地，凯旋回京，受封一等公。要知道，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不过受封一等侯。事后，福康安到户部销账，户部胥吏公然向福康安索贿。
胥吏的理由是：福康安账册太多，需要额外雇佣人手。福康安无奈，只得赏赐胥吏两万两白银。
道光末年、咸丰初年，曾国藩作京官，十年七迁，先后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担任侍郎。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二品大员，属于六部衙门的副官。
曾国藩在朝廷声名鹊起，前途无量，俸禄却很低，日子过得相当窘迫，经常借债。直到他外放作考官，照例收受学生、地方官馈赠，才还齐了债务。
到了同治年间，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竟然发现：江苏的胥吏之职可以买卖，在任者可公开出售自己的职位。普通一县的普通胥吏之职，竟然叫价白银一万两！
差役也不遑多让。胥吏多充斥衙门，把持公器。差役则经常下乡，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他们利用缉捕、收粮等时机，对百姓大肆搜刮。
商人、农民、手工业者被差役盘剥得濒临破产，大部分钱财却落入了各级胥吏、差役、官员的手里，廷财政收支情况依然窘迫得很。
朝廷之所以与洋人一拍即合，情愿把海关交给洋人打理，奥妙正在于此。
吏治腐败，是满清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一惨痛教训，吴捷一清二楚。九江之战一结束，他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
九江之战爆发时，复兴会军政府内还保留有大量的旧式官员、胥吏、差役。战役前期，复兴会故意示弱于敌，湘军占据上风。不少胥吏、差役蠢蠢欲动，暗自与湘军联络。
尤其是差役中的巡捕，最为可恨。九江之战中，不少巡捕充当湘军带路党。他们熟悉九江情况，给当地造成不小的祸害。
战后，军政府内部立马开始调查巡捕背景，试图清除军政府内部的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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