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泉州时，程远把那方印的拓片塞进背包。车窗外的洛阳桥正驶过集装箱卡车，轮胎碾过石板的震动，和千年前蕃舶靠岸时的震颤奇妙地重合。他突然想起沉船上的青瓷，那些从龙泉窑到泉州港，再到印度洋的瓷器，不正是“辐辏中国”最生动的注脚？
甬江的春水漫过考古队的胶鞋时，程远正跪在庆安会馆的地基下。探铲带出的陶片里，混着个竹编的筒子，筒壁的篾片虽已朽成褐色，里面的竹筹却异常坚硬——筹上的朱砂写着“抽解”二字，其中一根标着“真珠一十两”，旁边用小篆刻着“十分取一”。
“市舶务的算筹！”林新宇捧着《宝庆四明志》跑来，书页上的市舶务平面图被晨露浸出褶皱，“你看这筹长一尺三寸，正好是宋尺的标准长度。”他数着筒子里的筹数，整整三十根，“《宋史》说‘细色抽一分，粗色抽三分’，这些筹肯定是分账用的——粗色的筹比细色的短半寸，古人的心思太细了。”
最细的那根抽上，还留着淡淡的指痕，指腹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市舶司官吏的手迹！”林新宇掏出放大镜，“这筹用了至少十年，竹纤维都包浆了。”
郑海峰的洛阳铲在会馆西侧的排水沟里有了发现。一块巴掌大的铜片卡在砖石缝里，边缘的海浪纹里嵌着颗红宝石，“神舟”二字被绿锈包裹，却仍能看出笔锋的遒劲。“宋徽宗派往高丽的神舟标记！”他用游标卡尺量着铜片厚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神舟‘巍如山岳’，这铜片的厚度比普通船饰厚三倍，难怪能经住大风浪。”
铜片背面的榫卯结构异常精巧，郑海峰试着用牙签拨动，竟弹出个极小的暗格——里面藏着半张桑皮纸，上面用朱砂写着“宣和五年，第三舟”，正是徐兢出使高丽的年份。
张瑜在天一阁的库房里翻出本残卷。泛黄的纸页上，“市舶则例”四个字已经模糊，但“庆元府市舶务”的朱印却异常清晰。其中一页记载着抽税的细则：“象牙每斤抽钱二百文，乳香每斤一百文”，旁边用蝇头小楷注着“淳佑四年新定”。
“和泉州发现的筹码能对上！”她指着页脚的墨画，一艘三桅船正穿过招宝山，桅杆上挂着“市舶务”的幡旗。画中渔夫的斗笠上，还写着“庆元”二字，笔锋和铜片上的“神舟”如出一辙。
程远带着那卷《市舶则例》来到三江口。潮水退去的泥滩上，渔船正在修补渔网，渔夫捶打的木槌声，和千年前市舶务官吏清点货物的梆子声奇妙地共振。“你看这江湾的弧度，”他指着对岸的招宝山，“《四明续志》说‘潮来如马，舟行甚险’，所以市舶务才在山顶设了望潮兵——现在的海事灯塔，就是从望潮台变来的。”
泥滩上的贝壳突然动了动，程远蹲下身，发现是只小螃蟹从宋代的瓷片里爬出来。瓷片的边缘还留着“明州窑”的印记，和沉船上的碎片一模一样。
潜水队在舟山群岛的白礁附近有了重大发现。一艘南宋沉船的残骸斜插在珊瑚礁里，船身的双层木板还保持着完整的弧度，货舱里的茶叶饼印着“建州北苑”，饼面的龙纹已经氧化成深褐色，但边缘的“贡品”二字仍能辨认。
“《宣和北苑贡茶录》里的‘龙团胜雪’！”程远的潜水灯扫过舱壁，“庆元路造”的烙印突然在光柱里浮现——和泉州发现的沉船竟是同一批官船。茶饼间的油纸里，还包着半块桂花糕，糯米的颗粒清晰可见。
傍晚的海雾带着咸腥涌进营地时，林新宇举着块船板冲进帐篷。木板上的“客舟”二字被海水泡得发胀，但旁边的刻度却异常清晰：“长十丈，阔三丈五尺”，正好是《岭外代答》记载的中型海船尺寸。
“你看这榫卯结构，”他指着木板的接口，“用的是‘鱼鳞接’，难怪能抗住台风。”木板背面的墨记写着“乾道七年，出港”，正是南宋市舶贸易最盛的年份。
子夜的码头突然亮起手电筒的光。程远通过望远镜看见，刀疤脸的手下正往渔船上搬“宋代铜钱”，那些钱的边缘光滑得像镜子——真正的宋元铜钱都有流通的鱼脊纹。“庆元路铸的钱都带‘明’字标记，”他对身后的边防人员说，“你们看他们搬的那些，连年号都刻反了。”
当程远带着人冲过去时，刀疤脸正把那枚“神舟”铜片往怀里塞。铜片上的红宝石在手电筒下泛着贼光——原是玻璃染色的。“宋代的红宝石来自占城，”程远捏碎玻璃珠，“你这玩意儿在义乌五块钱能买一串。”刀疤脸的手下见状四散逃窜，却被渔网似的警戒线拦住，有人慌不择路跳进海里，溅起的水花里漂着假铜钱，在月光下像群垂死的鱼。
第二天清晨，保国寺的钟声漫过姚江。程远看着林珊把《市舶则例》摊在石碑上，阳光穿过银杏叶的缝隙，在“招徕蕃商”四个字上跳动。“你看这条，”她指着其中一句，“蕃商愿住者，官为置屋——就像现在的保税区，千年前的宁波就懂怎么搞招商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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