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意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航海日志》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方式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木板组成了“忽鲁谟思港”的地形，码头的水深数据与《游记》记载的波斯古港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一尺。木板的隼卯结构呈“十字式”，与中国传统的“燕尾式”不同，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船员的操作习惯特意改良的。“是马可·波罗绘制的港口图！”他调出伊朗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拼接缝竟与现代防波堤位置精确对应，“难怪他能‘遍历诸港无滞’，这木板就是活的海图。”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波罗在此换船”，笔迹与威尼斯档案馆的马可·波罗签名完全相同，撇笔处的弯曲特征极为明显。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威尼斯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青花瓷的底部，用拉丁文刻着“马可珍藏”，圈足却镶嵌着明代的钻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船队遗物改的赝品，钻石的荧光反应显示是南非产出的，13世纪还没传入欧洲。”但瓷碗内侧的丝绸却是真的，上面用金线绣着“阔阔真”的蒙古文名字，与波斯湾沉船出土的公主衣物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游记》线索伪造文物，丝绸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1291年，含有的蚕丝成分与泉州出土的元代绸缎一致。
从盗墓者的审讯录像里，程远发现他们的头目竟是朱世昌的远房亲戚，名叫马可·罗西，自称是马可·波罗的后裔。他声称“要把祖先的宝藏运回威尼斯”，却不知道自己最看重的青花瓷是赝品，真正值钱的是那片绣着公主名字的丝绸。“他们总以为宝藏是金银，”程远对张瑜说，“却不懂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的‘最珍贵的货物，是不同文明的相遇’。”
次年旱季，中意联合考古队在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故居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三米，就带出片带釉的瓷片，釉色青中泛灰，是典型的元代泉州窑特征，胎土中的铝含量为22%——这种“高岭土”成分与波斯湾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地窖渐渐显露出来：呈圆形，直径约五米，墙壁的夯土中掺着的稻壳与爪哇海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碳十四年代集中在1295年前后。
木箱里的丝绸虽已褪色，但仍能辨认出上面的龙纹图案，与元大都出土的皇家织物完全相同，只是纬线用的是威尼斯产的金线——这种“中西合织”的工艺，在泉州清净寺的元代壁画中也有记载。“这才是马可·波罗带回威尼斯的‘东方宝藏’。”程远将丝绸放在显微镜下，“他在《游记》里说‘刺桐的丝绸比黄金珍贵’，果然不是夸张。”更惊人的是，地窖角落的石台上，还放着半块铜镜，镜面反射的光斑在墙上形成的图案，正好是《护送航程图》里的航线——与他在爪哇海沉船里发现的导航方式如出一辙，可见这种技术被他带回了欧洲。
张瑜在地窖的泥土里，发现了些散落的钱币，一半是元代的“至元通宝”，一半是威尼斯的“格罗索银币”，边缘都有相同的切割痕迹，显然是被同一把刀分割过。“至元通宝”的钱文是八思巴文，与泉州出土的官铸钱币完全相同；格罗索银币的正面是威尼斯总督像，背面是圣马克狮，与13世纪威尼斯货币完全吻合。“是贸易的证据！”她指着银币上的刻痕，“马可·波罗在故乡用中国钱币兑换当地货币，这些刻痕就是分割标记，每枚至大通宝可分割成六块，每块兑换一枚格罗索银币。”钱币的锈蚀层里检测出相同的银元素成分，证明是用同一处银矿冶炼的——跨越欧亚的货币，竟来自同一片土地。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威尼斯泻湖发现了艘小型商船，船板上的“1296”字样清晰可见。船体的龙骨采用的是中国南方特有的杉木，而甲板却是威尼斯产的橡木，两种木材的接合处用的是中国式的铁榫卯，含铁量达97%。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上，用青花料画着马可·波罗的肖像，颜料的钴含量与波斯青花完全相同，只是绘画风格带着明显的泉州窑特征。“是马可·波罗回国后定制的货船！”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瓷器里装的茶叶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与泉州安溪的宋代茶样完全相同——他把东方的味道永远留在了故乡。”
当程远团队将威尼斯出土的稻种与“元爪稻”进行基因比对时，屏幕上的图谱突然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两者的第13对染色体完全一致，都带着马可·波罗船队留下的“抗逆基因”标记——一段由28个碱基组成的重复序列。“是有意识的传播！”张瑜调出《马可·波罗游记》的电子版，其中“稻种耐远途”的记载，正好解释了这个基因的来源：“刺桐稻种，经三季海途仍可发芽，植于威尼斯湿地即生。”她指着图谱上的变异节点，“这段基因在波斯湾与地中海的航程中不断强化，显然是适应远洋传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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