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上海，雨水渐渐多了起来。不再是夏日那种酣畅淋漓的暴雨，而是绵密、阴冷、无声无息便能浸透衣衫的毛毛雨，一下便是两三天，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湿气里，连带着人的心情也仿佛能拧出水来。家里的铁皮炉子烧得更旺了，橘红的火苗努力驱散着从门窗缝隙钻入的寒意，却也烘不干那弥漫在空气中、无形的潮湿与沉闷。
自从那晚炉边略显沉重却至关重要的谈话之后，肖霄仿佛被打通了某个关窍。他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需要“赎罪”和“弥补”的丈夫，而是开始尝试真正地去“看见”苏晨，看见她平静表象下那些细微的、不易察觉的颤抖与裂痕。他注意到，苏晨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有时正在择菜或织毛衣，会突然停下来，手指用力按压着太阳穴，眉头紧蹙，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她的睡眠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夜里，她翻身的次数越来越多，呼吸时而急促时而悠长，有时甚至会突然惊醒，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她眼底那抹青黑，如同宣纸上不慎滴落的墨迹，日渐加深，无法掩饰。
肖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这绝不是简单的“神经衰弱”。这是十几年漫长等待中的恐惧、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以及最后那场血腥风暴带来的持续性惊吓，如同层层叠叠的淤泥，最终淤塞了她的心神。那些创伤，并未随着陈国平的死亡和生活的安定而消失，它们只是沉潜下来，化作了身体上这些顽固的症状，无声地抗议着，呼喊着需要被看见，被疗愈。
他不能再仅仅依赖于卫生院的谷维素和那句轻飘飘的“放宽心”。他开始暗中打听。他询问了周老板，这位见多识广的长者沉吟许久，提到或许可以试试中医调理，但同时也提及，有些根子上的问题，恐怕不是几副汤药能解决的。他又辗转通过一些新的商业伙伴，了解到在国外，甚至在上海一些非常小众的圈子里，开始有一种叫做“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的概念，据说专门处理这类因重大打击留下的“心病”。但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尤其是在相对保守的内地，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陌生甚至带有几分异类色彩的词汇。
肖霄没有放弃。他托关系，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打听到在华山医院，有一位姓吴的副教授，是研究神经内科的，但对心理因素导致的躯体症状颇有研究，态度也开明，或许可以一试。他没有立刻告诉苏晨，怕引起她的抗拒或更大的压力，只是在一个周六的早晨，云淡风轻地提议：
“晨晨，今天天气还行，雨停了。我听说华山医院那边有位老专家，看头痛失眠很有一手，咱们去瞧瞧？就当是出去透透气，顺便让医生看看，开点安神的药也好。”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临时起意，不带任何沉重的色彩。
苏晨正在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闻言手指顿了一下。她抬起眼，看向肖霄，目光中有片刻的茫然，随即是一丝了然的黯淡。她沉默了几秒钟，没有像肖霄担心的那样拒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低声道：“好。”
她没有问为什么不去之前的卫生院，也没有质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那么大的医院。她的顺从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仿佛也默认了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去医院的路上，两人坐在出租车后座，望着窗外湿漉漉的街道和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没有说话。苏晨将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闭着眼睛，不知是假寐还是在忍受着头部的隐痛。肖霄看着她苍白脆弱的侧脸，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酸楚和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华山医院里人满为患，消毒水的气味浓烈刺鼻。挂了号，在拥挤嘈杂的候诊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轮到他们。吴副教授是一位五十岁上下、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癯、眼神温和的女医生。她并没有一上来就询问病情，而是先请他们坐下，给两人各倒了一杯温水，语气平和地聊了几句家常，缓解了医院环境带来的紧张感。
然后，她才将目光转向苏晨，声音轻柔得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这位女同志，看你气色不太好，是哪里不舒服呢？”
在医生专业而温和的目光注视下，苏晨一直紧绷的神经似乎松懈了一些。她断断续续地描述着自己的症状：头痛，失眠，容易心慌，听到大的声响会吓一跳，有时候明明很累，脑子却停不下来，总会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她叙述得很克制，避重就轻，没有提及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但吴医生听得很仔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偶尔会插话问一两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这种心慌的感觉，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时，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吗？”
问诊的最后，吴医生放下笔，看着苏晨，又看了看一旁神情紧张的肖霄，语气沉稳而肯定：“苏晨同志，根据你的描述，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头痛失眠。你这些症状，很可能是长期处于高度精神紧张和恐惧状态下，产生的焦虑状态，并伴随有明显的躯体化表现。简单说，就是过去那些年积压的惊吓、担忧和压力，你的身体还记得，它通过头痛、失眠这些方式在提醒你，需要真正地放松下来，需要去处理那些被压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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