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前三天的傍晚，我推开了县城家属院的铁门。红砖楼墙爬满了爬山虎的枯藤，父亲单位的老自行车棚还杵在楼下，母亲正站在三楼阳台收被子，看见我出现在楼道口，探着身子喊：“泽岚？咋不提前说一声！”
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次第亮起，映着墙上斑驳的“文明家庭”奖状。这是父亲在县化肥厂当班长时得的，镜框边缘掉了块漆，却被母亲擦得锃亮。刚到二楼，就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他退休后总这样，车间里吸了二十年粉尘，嗓子像装着把沙子。
“回来啦？”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参考消息》，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蓝色工装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说“穿这个干活利索”。母亲已经系上围裙钻进厨房，抽油烟机嗡嗡响起来，混着她的念叨：“冰箱里有你爱吃的带鱼，早上刚买的。”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我从小爱吃的：红烧带鱼、醋溜白菜、炒花生，还有盆紫菜蛋花汤。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鱼，筷子在瓷盘上划出轻响：“在乡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瘦的，脸都晒黑了。”
我扒拉着米饭，目光落在父亲的手背上——那里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年轻时检修机器被齿轮蹭的。小时候我总摸着这疤说：“爸，你是英雄。”现在才明白，这疤里藏着的，是供我上学的工资，是母亲在百货大楼站柜台的辛苦，是这个县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礼拜我要去市里考试。”我放下筷子，汤碗的热气在镜片上蒙上层雾，“考市政府的公务员。”
母亲的筷子顿在半空，带鱼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个小小的黄点。“公务员？”她扶了扶鬓角的碎发，语气里带着惊讶，“就是你张叔那种？在市政府大楼上班，天天写材料的？”
张叔是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转行去了机关，每次过年串门都穿西装，母亲总说“那才是体面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乡写的材料，比张叔桌上的文件厚得多——红果村修路的申请、李家坳打井的报告、全乡低保户的核查表，每一页都带着泥土味。
“差不多。”我从包里掏出招考简章，父亲推了推老花镜凑过来，手指在“综合一科”那栏停住：“写材料的？你在学校时作文就好，说不定能行。”他说话时总这样，永远带着点笨拙的鼓励。
“在乡里不是挺好？”母亲往我碗里盛了勺汤，“赵书记上次来县城开会，特意到百货大楼找我，说你帮红果村修路立了功，还说要给你争取转正。”她总觉得“乡下”是过渡，转正了就能回县城，像父亲一样找个安稳差事。
我望着窗外的路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里没有路灯，却有比星星还密的萤火虫，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打谷场，喊着“李大哥，给我们念课文”。有个叫小石头的娃，总把冻裂的手藏在袖子里，却能把《卖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让人心酸。
“妈，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王老师不？”我夹了颗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学的，全校就她一个老师，带着二十多个娃，教室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着，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母亲点点头，往厨房拿醋瓶的脚步慢了些。她在百货大楼卖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铅笔橡皮对娃的分量。上次我托她带二十块橡皮，她特意挑了带卡通图案的，说“娃们会喜欢”。
“我在乡里这两年，见了太多这样的事。”我剥着花生壳，每粒花生都像个没讲完的故事——柳溪村的王大娘织草编到深夜，指关节肿得像萝卜，就为给孙子凑学费；红果村的果农蹲在路边哭，一筐苹果卖不上两斤猪肉钱，因为路不好走，批发商嫌运费贵。
父亲突然咳嗽起来，掏出手帕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的。他退休前总说“工人阶级有力量”，可面对这些农村的苦，他也只能叹气。“你想考，就考。”他擦了擦嘴，声音有点哑，“去市里，平台大。”
“不是为了体面。”我急忙解释，怕他们误会。这两年在基层待着，早就明白“公务员”三个字的分量——它不是西装革履的样子，是下雨天帮村民抢收玉米时的泥裤腿，是给五保户送棉被时冻红的耳朵，是看着修路的压路机开进村时，村民们眼里的光。
有次去县城办事，路过实验小学，看见孩子们在塑胶跑道上跳绳，崭新的教学楼亮得晃眼。回来的路上，小石头正蹲在土路边写作业，膝盖当桌子，铅笔头短得捏不住。我把兜里的钢笔给他，他却怯生生地问：“李大哥，我们啥时候能有新教室？”
“我想做些实在事。”我看着父母的眼睛，厨房的灯光在他们脸上投下淡淡的影子，“比如让山里的娃能在不漏雨的教室里上课，让果农的苹果能卖上价，让像王老师这样的人，不用拿着微薄的工资硬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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