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的报告一炮而响，顾言澈和苏念晴的工作在计算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领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创新性不仅在于具体的研究发现，更在于展示了一种理论驱动与实验验证深度耦合的新研究范式。会议结束后，他们的邮箱里塞满了各种交流邮件，其中一份最引人注目——来自Harvard医学院另一位顶尖学者，专注于癌症免疫微环境研究的米勒教授。
米勒教授是肿瘤免疫学领域的权威，他的实验室拥有强大的体内外疾病模型和丰富的临床样本资源。他在邮件中高度赞扬了顾言澈和苏念晴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合作构想：利用他们开发的理论模型和单细胞分析工具，来深入解析其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何某些肿瘤对免疫治疗产生耐药性。
这是一个将基础方法学应用于重大临床问题的绝佳机会，也是将研究成果推向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顾言澈和苏念晴与各自的导师商议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很快，一次跨校、跨实验室的视频会议得以安排。
会议当天，气氛正式而充满期待。屏幕上，是米勒教授和他的几位核心成员；这边，是顾言澈、苏念晴以及他们的导师。米勒教授首先详细介绍了他们面临的生物学难题：在黑色素瘤模型中，即使针对相同的靶点，不同个体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差异巨大，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他展示了一系列复杂的数据，希望顾言澈他们的方法能帮助发现隐藏在肿瘤微环境异质性中的关键机制。
顾言澈冷静地分析了数据特点，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建模切入点，并询问了关于样本采集、处理流程等关键细节，问题直指核心。苏念晴则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提出了需要补充哪些维度的单细胞测序数据，以及如何与现有的临床病理信息进行整合的策略。他们的提问专业、切中要害，展现了深厚的技术功底和对生物学问题的理解力，给米勒团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几轮深入的线上讨论，一个庞大的跨实验室合作项目框架逐渐清晰。项目旨在结合米勒实验室的疾病资源、顾言澈的理论建模能力和苏念晴的单细胞多组学分析技术，共同攻克免疫治疗耐药的难题。顾言澈和苏念晴被确定为项目的核心协调人和主要执行者。
项目启动，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也伴随着空前的挑战。他们不再仅仅是各自导师实验室的学生，更成为了连接三个顶尖团队、协调不同领域专家、推动项目前进的关键枢纽。
每周，他们需要参加跨实验室的联合组会，向不同背景的专家汇报进展，理解并回应来自理论、计算、实验、临床等多个角度的质疑和建议。这要求他们具备极强的沟通能力，能将抽象的数学模型向生物学家解释清楚，也能将复杂的实验数据向物理学家阐述明白。
数据处理量呈指数级增长。米勒实验室提供的海量临床样本单细胞测序数据，复杂度远超以往。顾言澈需要优化算法，提升计算效率，以处理TB级别数据。苏念晴则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流程，确保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并与临床指标进行关联分析。
他们俩成了最紧密的“中继站”和“翻译官”。顾言澈将米勒团队的生物学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可计算的数学问题，并负责开发和优化模型。苏念晴则负责“消化”米勒实验室产生的庞大数据，提取关键特征，输入顾言澈的模型，并将模型输出的预测结果，转化为可被实验验证的生物学假设，反馈给米勒团队进行下一步验证。
工作强度极大，常常需要同时应对多个任务。但这次，他们有了更明确的分工和更强大的支持。顾言澈的导师在理论层面给予高层指导，米勒教授则提供宝贵的生物学见解和资源支持。而他们两人之间的默契，在这个复杂项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在数据处理上遇到了什么坎；一次简短的讨论，就能敲定下一步的分析策略。
这个项目，将他们的合作从“二人世界”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管理复杂的科研项目，如何与不同风格的科学家高效协作，如何在一个大团队中定位自己的价值并发挥领导作用。虽然压力巨大，但每天都充满新的挑战和收获。看着项目在自己的推动下一步步前进，那种参与感、责任感和成就感，是独自埋头苦干无法比拟的。查尔斯河畔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见证着这对年轻学者如何携手，撬动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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