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总督行辕的烛火彻夜未熄。明黄的“一等恪靖伯”诏书高悬于壁，其下，巨大的东南舆图已被朱砂与墨笔反复涂抹。左宗棠的目光如鹰隼，死死钉在图上蜿蜒于赣南、闽西、粤东山峦间的几道粗砺红线上——那是太平天国覆灭后，最后两支尚能呼号奔突的残军：侍王李世贤与康王汪海洋的亡命之途。
“闽粤赣边，层峦叠嶂，正合流寇鼠窜！” 左宗棠的声音在寂静的书斋内如同金石相击，矮壮的身躯绷紧如拉满的弓，“李世贤狡如狐，汪海洋悍如狼，合流则势复张！绝不容其喘息，更不容其窜入粤海，勾连外洋，遗患无穷！”
一道道带着“恪靖伯”印信的军令，如同出鞘的利剑，自杭州飞射而出：
“高连升！率本部精锐，自闽西汀州出击，咬住李世贤尾巴！任他钻山入林，务必死死黏住，耗其锐气！”
“刘典！移师赣南，扼守要隘，断汪海洋北窜之路！若其敢来，迎头痛击！”
“黄少春！整合粤省防军，自东江而上，锁住嘉应州（今梅州）门户！务必赶在二逆合流前扎紧口袋！”
左宗棠本人，亦移节福建漳州大营。他如同最老练的猎手，在巨大的沙盘前，用手指划出一道道致命的弧线，将李世贤、汪海洋及其裹挟的数万残部、妇孺，一步步逼向那预设的终局之地——群山环抱中的嘉应州。每一步调度，都透着封伯之后更显沉凝的杀伐决断与不容有失的威压。
李世贤与汪海洋的日子，如同在刀尖上跳舞，在绞索下喘息。
自天京破、湖州陷，天王血脉凋零，诸王星散，他们便成了太平天国最后的、绝望的旗手。麾下虽仍有数万之众，却多是疲惫不堪、拖家带口的残兵败将，粮秣匮乏，器械朽坏，士气低落如同秋草。身后，是高连升如跗骨之蛆般的追击，这支左宗棠麾下最锋利的尖刀，专挑崎岖山道，神出鬼没，每一次遭遇都如同剔骨钢刀，刮走一层血肉。前方，刘典的部队扼守要冲，坚壁清野，断绝粮源。每一次试图向北突围，都被密集的枪炮和滚木礌石狠狠砸回。
“左妖头！好狠的围三阙一！” 李世贤一拳砸在临时营地的粗糙木桌上，震得油灯摇曳。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往昔侍王的锐气被连月奔命的疲惫磨去了大半。地图上，嘉应州像一只巨大的口袋，而他们正被看不见的手，一步步驱赶进去。“汪王！再不能犹豫了！合兵！只有合兵，或可拼出一条血路！”
汪海洋脸色铁青，络腮胡须上沾着尘土与汗渍。他麾下多是广西老兄弟，悍勇犹存，却也架不住无休止的转战与饥饿。“合兵？嘉应州是绝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呸！那是易围难逃！” 他猛地灌了一口劣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可如今……他娘的四面八方都是左妖的兵！除了跳进这口锅，还能往哪钻？！”
绝望与无奈，最终压倒了分歧。同治四年（1865年）深秋，两支伤痕累累的太平军残部，如同两条濒死的巨蟒，在左宗棠精心构筑的驱赶罗网中，于粤东群山深处，在清军刻意“网开一面”的缝隙里，一头撞进了嘉应州城。这座本就不大的州城，瞬间被数万残兵败将和惊恐的随军家眷塞得如同沙丁鱼罐头，空气里弥漫着汗臭、血腥和末日来临的恐慌。
“挖壕！深挖！加固城墙！把能用的家伙全给我堆上去！”汪海洋嘶吼着，试图在绝望中凝聚最后的力量。李世贤则沉默地巡视着拥挤不堪的城防，看着士卒们因饥饿和疲惫而麻木的脸，看着城外远处清军连绵的营垒灯火如同催命的繁星，心中一片冰凉。他知道，这嘉应州，恐怕就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座坟茔。
漳州大营，左宗棠接到二逆合流嘉应州的确报，眼中非但没有焦虑，反而爆射出慑人的精光。他猛地一拍沙盘边缘，震得代表清军的小旗簌簌抖动。
“好！入瓮矣！” 他声音洪亮，带着棋局终盘前的凛冽杀意，“传令！高连升部即刻抢占州城北面高地，架炮俯轰！刘典部移营东、南，深沟高垒，锁死通道！黄少春粤军自西面压上！水师封锁韩江！本爵亲督中军，坐镇城南！”
一道更严酷的军令随之发出：“各营环城三十里，伐木立栅，深挖壕堑！层层围困，飞鸟难渡！一粒米，一滴水，都不许给我流入嘉应州！违令者，斩！”
嘉应州，瞬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囚笼。左宗棠摒弃了强攻，选择了最残酷也最有效的战法——困！他要将城中的数万人，连同他们最后一丝抵抗的意志，活活困死、饿死！
围城开始了。时间在饥饿与绝望中缓慢流淌。城内的粮食迅速耗尽，战马被杀光充饥，树皮草根成了奢侈品。瘟疫开始蔓延，每日都有尸体被草草掩埋或直接丢弃于城墙角落，恶臭冲天。清军的大炮每日定时轰击，摧毁着残破的城防，也摧毁着守军最后的心防。高连升的部队甚至将劝降文书绑在箭矢上射入城中，上面血淋淋地写着：“降者免死！负隅者，城破之日，鸡犬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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