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完重兵把守的“钉子”和以水为屏的“锁链”，曾国藩的目光变得更加幽深冷冽：
“然，仅凭坚城大河，尚不足以困死狡狐。彼等飘忽，根基在于能就地取食，裹挟流民。”他转向负责军需后勤的幕僚，“传令各州县！即日起，施行‘清野查圩’之策！着地方官绅，晓谕乡民，坚壁清野！所有粮秣、牲畜，务必藏于深窖，或迁入有圩寨防护之集镇！散居村落，一律暂时迁避！凡通匪、济匪、藏匪者，一经查实，立斩不赦，家产充公！各地团练，需日夜巡查，盘查陌生面孔，切断捻匪耳目与补给之源！” 这道命令冷酷而高效，如同在捻军可能活动的区域撒下一张无形的大网，要将他们变成无水之鱼、无根之木。
最后，曾国藩的目光落在几位负责组建新马队的军官身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至于追剿……捻匪全系马队，来去如风。我军步卒为主，追之不及，此乃致命之短！着尔等，持本督手令及悬赏榜文，沿途所经府县，广募善骑射之勇丁！不拘籍贯，不论出身，凡弓马娴熟、胆气过人者，优给饷银，厚赏安家！务必在最短时日，练成一支堪用之马队！纵不能与捻匪争锋于野，亦要能咬住其行踪，使其不得喘息，为我大军合围创造战机！” 这是对僧格林沁败亡教训最直接的回应，也是曾国藩心中最没把握的一环——仓促间，如何能练出与捻军抗衡的精锐骑兵？
“末将（卑职）领命！”众人齐声应诺，舱内气氛凝重肃杀。
命令如同无形的波纹，随着官船北上，迅速扩散开来。
船过扬州。这座劫后余生的繁华古城，城门口新贴的告示前，人头攒动。告示上，“钦差大臣曾”的朱红大印赫然在目，内容正是招募“骁勇敢战、弓马娴熟之士”的榜文。饷银数目丰厚得令人咋舌，安家费也足够诱人。几个穿着破旧但身材精悍的汉子，挤在人群前，仔细读着，眼神闪烁，互相低声议论着。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汉子啐了一口：“娘的，银子是不少！可要跟捻子的马队放对……那帮人可是连僧王爷都……”话没说完，被同伴扯了一把。旁边一个穿着号褂的湘军军官，正带着几名士兵，支着桌子现场登记，他目光锐利地扫过人群，对那些明显孔武有力、带着江湖气的汉子格外留意。
船抵清江浦（淮安）。这里是运河与黄河（故道）交汇的咽喉。码头上下，一片紧张忙碌。淮军潘鼎新部士兵正挥汗如雨，在运河两岸险要处加固旧有炮台，挖掘壕沟，设置鹿砦拒马。新铸的劈山炮（一种清代重型火炮）被沉重的绞盘缓缓吊运上炮位，黑洞洞的炮口指向西岸广袤的平原。几队淮军马兵沿着河岸疾驰巡逻，马蹄踏起烟尘。空气中弥漫着石灰、火药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曾国藩在潘鼎新陪同下，亲自巡视河防。他登上新建的望楼，从怀中摸出一个精致的西洋单筒望远镜（放大镜功能更强，助其视物），凑近那只尚能视物的左眼，久久了望西岸那片危机四伏的土地。秋风掀起斗篷，更显身影孤峭而沉重。
九月中，曾国藩一行终于抵达此行的中枢——徐州。
这座兵家必争的古城，气氛更是凝重得如同铁板一块。城墙之上，旌旗招展，兵戈林立。曾国藩的行辕设在原徐州道衙署内，此处瞬间成了整个中原剿捻战局的神经中枢。
大堂之上，巨大的沙盘已然制成。黄河（故道）、运河、沙河、贾鲁河等主要水道以蓝色绸带标识，周家口、济宁、徐州、清江浦等要点插着醒目的红旗。曾国藩立于沙盘前，如同一位掌控棋局的国手，只是这棋局关乎万千性命与国运。幕僚们捧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军报，语速极快地禀报：
“禀大帅！刘军门报，周家口城防加固已毕，粮秣火药足支三月！豫东各州县清野查圩已行，唯地方官绅称流民甚众，强行驱赶，恐生民变……”
“禀大帅！潘军门报，运河沿线七十二处渡口、桥梁，已派驻兵勇把守，昼夜巡查！清江浦至徐州段，炮台新增八座！唯淮军马队不足，追剿仍显乏力……”
“禀大帅！山东兖州府急报！捻匪张宗禹部精骑万余，昨日突现鲁西南曹县一带！似有窥伺运河之意！另据探马，赖文光部仍在豫东活动，动向不明……”
“禀大帅！新募马队已得勇丁八百余，多系直隶、山东边地马贩、猎户出身，骑术尚可，然未经战阵，亟需操练！请拨精干教习及战马军械……”
各种信息，有利的、不利的、紧急的、棘手的，如同潮水般涌来。曾国藩凝神倾听，不时以手按压肿胀的右眼，仅凭昏花的左眼和幕僚的辅助，分析、判断、决策。他时而用朱笔在军报上快速批注，下达指令；时而手指在沙盘某处河流关隘重重一点，调整布防；时而又打断幕僚，对某个细节反复追问。
“兖州府报捻匪窥伺运河……潘鼎新处压力陡增！传令，着驻济宁之刘松山，速派一营精兵，沿运河东岸南下策应！务必与潘部形成夹击之势，使捻匪不敢轻易扑击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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