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到谕旨和严兄手书，长叹一声“大局至此，夫复何言”，不顾病体沉重，立即强撑精神，行文漕运总督、江苏巡抚、徐州镇总兵，将从江淮防军中再次艰难拼凑出的兵力，以及所能筹集的钱粮火药，火速装船北上。
湖北巡抚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接到谕旨，二话不说，立即点起麾下最能战的“吉”字营老勇，下令即刻拔营，登船北渡。他深知，此次不仅是勤王，更是为了挽救兄长的政治危机。
山东巡抚丁宝桢焦头烂额，东有赖文光残部尚未肃清，西有张宗禹威胁侧翼。但朝廷严旨之下，他只得咬牙从包围圈中抽调整营整营的兵力，由总兵王心安等率领，向西挺进，试图拦截可能回窜或南下就食的西捻军。
河南巡抚李鹤年如坐针毡，捻军是从他的地盘溜过去的，他难逃其咎。此刻只能拼命调集兵力，一方面严密封锁黄河所有渡口，防止捻军南返；另一方面，派豫军精锐北上磁州，做出积极入直协剿的姿态，戴罪立功。
安徽巡抚英翰紧急征调皖北各部，其中不乏原苗沛霖的团练旧部，这些兵马战斗力强但也难以驾驭，此刻也顾不得许多，催促他们北上归德。
关外将军们接到旨意，不敢怠慢。虽然关外兵额也显空虚，但仍以最快速度从各地驻防八旗和边台站丁中抽调能战之兵，尤其是素有悍勇之名的索伦、巴尔虎马队，配备最好的枪马，由协领、佐领们率领，顶着关外的寒风，星夜驰骋，奔向山海关。
通往北京的各条水陆通道上，一时间旌旗蔽日，尘土飞扬。穿着不同号褂（湘军的勇字褂、淮军的淮字褂、绿营的军服、八旗的盔甲）、操着不同口音、隶属于不同系统的军队，怀着勤王救驾的惶恐、建功立业的渴望、或是单纯被军法驱使的恐惧，如同无数汇向深渊的溪流，向着京畿地区——那片已成为巨大战场和帝国命运审判地的直隶平原——汹涌而去。
清廷以其所能发出的最强音，进行了一场赌上国运的总动员。京畿之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吞噬着从帝国躯干上强行抽取的军事力量。而身处这场风暴眼的正中心，梁王张宗禹和他那支已显疲态却依旧骁勇的西捻军，即将面对的是整个清帝国倾尽全力、愤怒而不顾一切的的反扑。最终决战的时刻，加速到来。
西捻军张宗禹部如狂飙般扫过京畿，虽极大地震撼了清廷，但也将其自身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直隶平原无险可守，四周皆是蜂拥而至的清军勤王之师。东捻军覆灭、赖文光就义的消息传来，更使西捻军失去了战略策应，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孤军。清廷在极度恐慌和愤怒之后，开始显现出其庞大的组织力和残酷的效率。
鉴于左宗棠、李鸿章前期“戴罪图功”虽奋力作战，但缺乏统一协调，清廷再次做出重大人事调整：改命李鸿章总统北上诸军，全权负责畿辅剿捻事务，左宗棠、官文等均需受其节制。 这道命令，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最终认可，也是希望借其淮军嫡系和与曾国藩的默契，能更快整合各路兵马。
李鸿章接旨后，并未立刻盲目发动进攻。他冷静地分析了此前剿捻，尤其是对付东捻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了左宗棠在西北对付西捻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优点。他深知张宗禹部与当年流寇不同，其骑兵精锐，机动性极强，在平原上与之追逐，犹如捕风捉影，徒耗兵力。必须改变战术！
在一番缜密思索后，李鸿章召来了各路将领，包括淮系的潘鼎新、郭松林，湘系的刘松山（虽属湘系，但此时听李调遣），以及豫军、东军等部统帅，甚至也包括了“戴罪”的左宗棠。左李二人虽有旧怨，但在此存亡之际，左宗棠展现了其大局观，表示愿听从调度。
李鸿章指着巨大的直隶地图，阐述了他的方略，其核心只有四个字——“就地圈围”。
利用地利，划河而守：“贼踪现已徘徊于津南、鲁北之交，此地河网密布（运河、减河、滹沱河等），水势虽因季节有涨落，然亦可资利用。”李鸿章命令各部，不再疲于奔命地追击，而是立刻依托现有河道、旧有壕墙（如原山东运河防线），并紧急开挖新的壕沟、修筑堡垒，迅速构建起一道连接河流、水洼、沼泽的连续性屏障。“以水为险，以墙为障，将其活动范围死死限制在天津以南、沧州以东、德州以北这片三角地带内！使其无法再任意流窜！”
“传令圈围区内所有州县，实行坚壁清野！将所有粮秣、物资尽数移入有寨墙护卫之城池或大营，来不及转移的一律焚毁！水井投毒！将所有百姓驱入城中，不得留于乡野资贼！” 这是一条极为冷酷的命令，意味着圈围区内将成为一片焦土，旨在彻底断绝西捻军本就困难的粮食补给和马草来源。
他将漫长的防线分段划给各军：淮军守东路，湘军、豫军守西路，各省援军和团练填充其间。严令各部：“汝等只需守定自己的地段，无论贼从何处来攻，务必死守！若哪一段被突破，则该段统领军法从事！其余各部，只需固守，不得擅离职守追击！” 这就避免了被捻军调动、各个击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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