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的深秋，凛冽的西北风早早地刮过了渭水流域，卷起漫天黄沙，给刚刚经历战火的陕西大地更添几分肃杀。就在左宗棠的主力于陕北高原艰难推进之际，一支装备精良、旗帜鲜明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入了关中。队伍前方，一杆巨大的“刘”字帅旗和淮军“铭”字营旗迎风猎猎作响。居中一员大将，身着御赐黄马褂，头戴一品朝冠，面色沉毅，眼神锐利中却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他，便是刚刚因平定东捻而封爵一等男、名震天下的淮军第一骁将——刘铭传。
他的到来，在西安的官场和左宗棠的平凉大营中都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朝廷的旨意很明确：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会同左宗棠办理剿匪事宜”。这背后，是深宫之中慈禧太后对左宗棠一家独大的一丝隐忧，也是李鸿章精心布局的一步棋。临行前，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行辕，李鸿章曾设宴为刘铭传饯行。席间，李鸿章屏退左右，语重心长：
“省三啊，此去陕甘，非同小可。左季高此人，刚愎自用，湘楚势力盘根错节。你既是协办，亦是朝廷的眼线，更是我淮系在西北的柱石。铭军两万精锐，乃你我心血所铸，务必牢牢掌握。遇事当以稳为主，既要助左公剿匪，亦需保全实力，勿为他人作嫁衣裳。若有机会……陕抚之位，老夫必在朝中为你力争。”
刘铭传拱手道：“中堂大人放心，铭传谨记教诲。必不堕我淮军威名，亦不负中堂栽培之恩。”
然而，陕甘的实际情况远比刘铭传想象的更为复杂和艰苦。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气候的干燥苦寒，与江淮水乡迥异。更让他不适的是左宗棠的指挥风格。在平凉大营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气氛就略显微妙。
左宗棠端坐帅案之后，虽以礼相待，但语气平淡：“刘军门一路辛苦。铭军劲旅到来，于陕局大有裨益。目前陕北渐次肃清，然回逆主力盘踞金积、河州，负隅顽抗。我军当以稳扎稳打为主，步步为营，不可贪功冒进。粮饷转运艰难，还望刘军门体谅，约束部下，与地方秋毫无犯。”
刘铭传听着左宗棠这番“老成持重”之言，心中不免有些悻悻。他习惯于淮军的快速机动和猛烈打击，认为左宗棠用兵过于“迂缓”。但他初来乍到，不便反驳，只得应道：“左帅深谋远虑，铭传自当遵从调遣。铭军将士必当奋勇杀敌，克尽厥职。”
可是，身体的抗议却比战事的胶着来得更快。刘铭传早年作战，头部曾受重伤，虽侥幸痊愈，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陕甘的恶劣气候和军旅劳顿，如同诱因，猛烈地引爆了旧疾。他开始频繁发作剧烈的头痛，仿佛有钢针在颅内搅动，时常眩晕呕吐，夜间难以安眠。随军医官束手无策，只说是“风邪入脑，旧伤复发”，需静心调养，而绝非这塞外苦寒之地所能疗愈。
雪上加霜的是，朝廷关于陕西巡抚人选的决定传来了。尽管李鸿章极力保荐，但最终此职落入了左宗棠夹袋中的人物手中。消息传来，刘铭传躺在病榻上，只觉得那头痛愈发剧烈，心中更是涌起一股巨大的失落和愤懑。
“中堂……终究未能争过啊……”他对心腹营官叹息道，“我等在此苦寒之地拼命，却连个应有的名分都捞不到！如今这般模样，留之何益？”
身体的痛苦与政治上的失意，最终让他下定了决心。他强撑病体，给朝廷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又充满无奈的奏折，详细陈述头伤复发、“脑痛欲裂，昏眩时作，实难支撑”的惨状，恳请“开缺回籍调理”。
朝廷很快准假三个月。
离陕前夕，如何安置这两万铭军精锐成了最大难题。刘铭传绝不愿将这支部队直接交给左宗棠的人指挥。他思虑再三，想到了一个看似折中的人选——甘肃提督曹克忠。曹克忠并非淮系嫡系，但也非湘楚核心，资历老，官声尚可。刘铭传或许认为，由曹克忠暂管，既能避免湘系直接吞并，又能维持军队稳定，待自己病愈归来，仍可重掌兵权。
他召集麾下主要将领，面色苍白地吩咐：“本帅暂归养疴，已保奏曹军门暂代军务。尔等务必听从曹军门号令，严守军纪，不可懈怠！待本帅归来，再与诸君并肩破贼！” 诸将虽心中忐忑，但见主帅病体沉重，也只能领命。
然而，刘铭传低估了铭军内部的派系观念和骄兵悍将的难以驾驭。他一旦离开，曹克忠根本无力弹压这些眼高于顶的淮军老兵。尤其是“武毅右营”，本就是刘铭传的起家部队，骄横异常。他们对曹克忠的指挥阳奉阴违，对其分派的艰苦任务和严格约束极为不满。矛盾终于在一次粮饷发放后爆发，士兵们指责克扣，军官则弹压过激，最终酿成大规模哗变。乱兵冲击中军帐，抢夺粮台，甚至与前来弹压的其他铭军部队发生火并，死伤数十人，震动整个陕西前线。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飞送北京，也传回了安徽合肥刘铭传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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