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1869年）的春天，江宁（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的阴雨之中。两江总督衙门后院的书房里，烛火通明，却驱不散那股浸入骨髓的湿冷和沉重。
曾国藩几乎伏在了宽大的紫檀木公案上。他的眼疾愈发严重，视线中的文书字迹模糊一片，如同水中晕开的墨。右臂自剿捻时落下的麻木旧疾，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更是酸痛难当，每一次提笔都仿佛有无数细针在扎刺。他刚刚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侍从慌忙递上的热毛巾，被他无力地挥开。
案头，左边堆着两江本省繁杂的公务，右边则是一叠来自数千里之外西北的文书——左宗棠的军报和私函。每一封都沉甸甸的，字里行间透着塞外的风沙、战事的焦灼，以及最要命的两个字：“缺饷”。
幕僚赵烈文悄步走进，看着曾国藩痛苦而专注的样子，心中酸楚，低声道：“大帅，夜已深了，您玉体欠安，这份为左帅催饷的折子，不如由卑职据您之意代拟，您过目后用印即可，何必亲自动笔？”
曾国藩缓缓抬起头，脸色在烛光下显得蜡黄而浮肿。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执拗：“不成……烈文，你不懂……为季高兄催饷，非同小可……朝中多少眼睛盯着，多少非议等着…说他劳师糜饷、顿兵坚城者，大有人在。此折，必须由我亲笔所书……”
他喘了口气，继续艰难地说道：“我与他虽道不同，昔日亦有龃龉。然平定西北，关乎社稷安危，非季高之才之志不能办，我曾国藩今日之言，非仅为私谊，更是以两江总督之职、平生之信誉，为他作保！唯有如此，朝廷……户部……那些推诿的疆吏才会真正重视……”
说罢，他不再言语，重新凝聚起几乎涣散的精神，用那不住颤抖的右手，紧紧攥住毛笔，如同握住一枚千钧之重的铁杵，缓缓地、极其艰难地落在宣纸上。每一笔，每一划，都似乎耗尽了这位老人的心力。额上的汗珠不断渗出，顺着脸颊滑落，有时甚至滴落在奏稿上，他不得不停下来，用左手颤抖地拂去。
赵烈文侍立一旁，屏息静气，眼中满是敬佩与不忍。他看着那些因手臂失控而略显歪斜，却依旧力透纸背的字迹渐渐铺满纸张：
“臣曾国藩跪奏：为陕甘军务万紧，饷需刻不容缓，仰祈天恩俯准，速饬各省赶解协饷，以维危局事…窃查陕甘督臣左宗棠，自奉命西征以来，稳扎稳打，渐次廓清…然西北地瘠民贫，筹饷极艰，全赖东南各省协济。今据该督函称，各军待饷嗷嗷，且有数省饷银逾期未解，积欠甚巨…万一饷绌兵哗，关系非浅…臣与左宗棠虽性情各有不同，然深知其公忠体国，必能了此残局…伏乞皇上圣鉴，严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将应协陕甘饷银，无论如何为难，克期如数筹解，飞咨左宗棠军营，不得稍有迟延短欠……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曾国藩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猛地向后靠在椅背上，胸膛剧烈起伏，闭目喘息良久。那封奏折静静地躺在案上，墨迹未干，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沉重。
“用印，六百里加急直送军机处……”他虚弱地吩咐道，每一个字都带着无尽的疲惫。
赵烈文郑重地捧起奏折，他知道，这薄薄的几页纸，承载着两位晚清重臣之间超越个人恩怨的家国情怀，也维系着西北荒漠中数万大军的生死存亡。
与江南的阴柔潮湿截然不同，西北的夏日，是赤裸而暴烈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凉总督行辕，虽设在城内，依旧挡不住无处不在的干燥风沙和灼人烈日。
左宗棠的心情，比这酷暑更为焦躁。他刚刚召集诸将，商议了对金积堡的总攻方略，刘松山部的前线催粮文书几乎一日三至，将士们口粮已减半发放，军心浮动。
就在这时，营务总管捧着一叠公文，面色凝重地快步走入签押房：“大帅，湖北、江苏两省的协饷咨文到了。”
左宗棠精神一振，急忙接过。然而，只扫了几眼，他的脸色瞬间由古铜变为铁青，继而涨得通红。他“啪”地一声将咨文狠狠摔在公案上，震得茶碗跳起，笔筒倾倒！
“又是延期！又是搪塞！”他猛地站起身，咆哮声震得屋顶似要落尘，“湖北言‘漕运繁忙，舟楫不畅’，需缓一月！江苏则称‘淮安关税收短绌，需先弥补本省亏空’，亦请暂缓解送！一派胡言！统统是一派胡言！”
他如同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在签押房内急速地来回踱步，沉重的靴声咚咚作响，仿佛踏在每一个延误饷银的官员心上。
“漕运繁忙？为何往直隶、京师送的饷银从不繁忙？！税收短绌？为何他李鸿章北洋练兵的款项从不短绌？！！”他猛地停步，目光如炬，射向东南方向，“这分明是冲着我左宗棠来的！是有人不想让我平定西北！不想让我成功！”
他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个身形微胖、面容精明的直隶总督的身影。李鸿章，李少荃！除了他，谁还能让江苏、湖北的官员如此步调一致地阳奉阴违？先前以直隶防务为名，强行调走铭军，已打乱他的部署；如今又在粮饷这命根子上卡他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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