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三点。
陈默和武藤兰坐在外滩的和平饭店咖啡厅里。窗外是黄浦江，江面上有轮船缓缓驶过。阳光很好，照在玻璃窗上，有些刺眼。
武藤兰今天穿了一身淡紫色的和服，头发盘起来，露出细长的脖子。她很少穿和服，陈默记得她说过，更喜欢穿西装，觉得方便。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武藤兰搅拌着咖啡，没抬头。
陈默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这么快？”
“东京那边的进修班，十一月十号开学。”武藤兰终于抬起头，看着他，“是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课程，导师是山本教授，国内顶尖的外科专家。机会很难得。”
陈默点点头。他知道武藤兰一直想深造医学。在上海这几个月，她除了在医院工作，还经常去红十字会医院帮忙做手术。
“去多久？”
“至少两年。”武藤兰说，“也可能更久。山本教授说，如果学得好，可以留在他的研究所工作。”
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钢琴声。邻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正在低声交谈。
“那我们……”陈默没说完。
“我们分手吧。”武藤兰接过话，声音很平静，“异地恋不现实。而且，你在中国，我在日本，隔着大海，隔着战争，隔着……太多东西。”
陈默沉默。他其实早有预感。武藤兰太聪明，太清醒，不会像普通女孩子那样，相信什么海誓山盟。
“你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武藤兰说，“陈桑，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想为百姓做点事。但现在这个世道……好人往往活不长。”
这话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
“我会小心。”陈默说。
“小心也没用。”武藤兰摇头，“战争就像一台绞肉机，谁掉进去，都会被碾碎。区别只是早晚。”
她顿了顿，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推过来：“送你的临别礼物。”
陈默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瑞士怀表，银色的表壳，蓝色的表盘，看起来很精致。
“我在南京路上的钟表店买的。”武藤兰说，“希望你每次看时间的时候，能想起……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陈默拿起怀表，沉甸甸的。他打开表盖，里面刻着一行小字：时间会证明一切。
“谢谢。”他说。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武藤兰说东京的冬天很冷，要带厚衣服。陈默说上海最近物价又涨了，老百姓日子难过。
像两个普通朋友在聊天。
但谁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午四点，武藤兰看了看手表：“我该走了。晚上还要收拾行李。”
陈默站起来，帮她穿上外套。和服的料子很滑，带着淡淡的栀子花香——是武藤兰常用的香水味道。
走出咖啡厅时，江风吹过来，有点凉。武藤兰把围巾紧了紧。
“陈桑，”她突然说，“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话？”
“你恨日本人吗？”
这个问题来得猝不及防。陈默心里一紧，但脸上很平静：“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是中国人。”武藤兰看着他，“你的同胞在受苦，在死去。而你在为日本人做事。有时候，我在想，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
陈默沉默了几秒，说：“我恨战争。不管是谁发动的战争，我都恨。”
“但不恨日本人？”
“我恨那些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但不恨所有日本人。”陈默说，“比如你，武藤小姐，你救过很多中国人。医院里的伤员，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你都一视同仁地救治。”
武藤兰笑了，笑得很苦：“那是因为我是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救人，不是杀人。”
她伸出手：“再见，陈桑。保重。”
陈默握住她的手。很凉，很软。
“再见。一路顺风。”
武藤兰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陈默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怀表。
时间会证明一切。
证明什么？他没问，她也没说。
也许，什么都不用证明。
陈默把怀表收进口袋，拦了辆黄包车，回特高课。
路上，他想起和武藤兰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面，武藤兰穿着深蓝色西装，戴着眼镜，像个女学生，没多说话。
后来他们“约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公园散步，去餐厅吃饭。大多数时候都是武藤兰在说，说她在东京的大学生活，说她对医学的热爱，说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陈默则像个倾听者，偶尔插几句话。
他知道，武藤兰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不一样”。和其他为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不谄媚，不贪婪，有自己的想法。
但她不知道，这种“不一样”，是因为他有更大的秘密。
车到了特高课。陈默付了钱，下车，走进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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