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厂，陈之安推着自行车进厂门的时候，门卫老头探出头来，喊了一声“新年好”。
他应了一声，把车停在车棚里。
车棚空了大半，稀稀拉拉几辆自行车，都是旧的，车漆斑驳，铃铛生锈。
他往车间走，走廊里冷清得很，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自己的影子被窗外的光照着，一截一截的印在地上。
排版车间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坐在老位置上，抽烟，喝茶，看报纸，没人聊天，也没什么可聊的。
陈之安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桌上那几本书还摆着，落了一层薄灰。他没擦，也没翻开，就靠在椅背上等着。
九点，喇叭响了，通知去礼堂开职工大会。
人群从各个车间涌出来，往礼堂方向走，脚步声杂沓，说话声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
陈之安跟在后面，前面几个老师傅在聊过年的事，说谁家的孩子回来了，谁家添了孙子，谁家年夜饭做了多少菜。
没人提厂里的事，好像这厂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似的。
礼堂里坐了大半，比年前那次人多些，但空位子还是不少。
陈之安在靠出口的老位置坐下，旁边是排版车间的黄师傅，穿着袖口磨破的蓝色工作服，手背上裂了几道口子，是冬天冻的。
他递给陈之安一根烟，陈之安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烟雾在头顶散开。
“小孩，过年怎么样？”黄师傅问。
“还行。”陈之安靠在椅背上，“吃了睡，睡了吃。”
黄师傅笑了，笑完又叹了口气，“今年不知道怎么样，听说上面有新政策。”
陈之安没接话。
喇叭响了，让大家安静。
台上领导们陆续出来，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排铺着白布的桌子。
厂长坐中间，面前摊着一沓稿纸，厚厚一摞，看着挺像回事。
副厂长先讲话，念了十几分钟，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大好，从中央精神讲到省市部署。
陈之安一句没听进去，低着头，抠着指甲缝。
副厂长念完了，厂长接过来，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比平时高了些。
“同志们，今年的形势，跟往年不一样。”
台下安静了一点。
厂长顿了顿，翻开面前的稿纸，念了一长串，什么“利改税”，什么“独立核算”，什么“自负盈亏”。
陈之安听着，慢慢坐直了。
“根据中央精神，从今年开始，国营企业要逐步推行利改税。我们厂属于校办企业，享受免税或优惠政策，但必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厂长念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有点吃不住这几个字的重量。
台下嗡嗡声起来了，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摇头，有人叹气。
黄师傅把烟掐灭在鞋底上，小声说了一句：“自负盈亏？亏了怎么办？”
厂长像是听见了，又像是没听见，继续念。
念到“校办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时候，声音快得跟赶火车似的，一带而过。
念到“亏损可获定额补贴”的时候，又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咬清楚。
陈之安靠在椅背上，看着台上，厂长额头上有汗，大冬天，礼堂里又不热。
他的手在稿纸边上微微抖着，像捏不住那张纸。
陈之安忽然想笑，没笑出来，校办企业，免税，独立核算。
这么好的政策，他倒怕了，也是，大家都习惯了旱涝保收。
不管干不干活，工资照发，不管厂里有没有订单，福利照领。
现在要自负盈亏了，天就塌了。
厂长还在讲。讲困难，讲挑战，讲要“转变观念”，讲要“适应新形势”。
陈之安听着，一句都没往心里去。
他想起自己的服装生意，想起八哥、狗蛋，想起那些年在仓库里搬货、对账、跑广州的日子。
那时候没人给他发工资，也没人给他兜底。
挣了是自己的，亏了也是自己的，就这么过来了。
厂长讲完了，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副厂长又补充了几句，让大家“坚定信心”，“共渡难关”。
还是那些话，跟去年一样，跟前年一样。
散会了，人群往外涌。
黄师傅跟在陈之安旁边，缩着脖子，手插在袖子里，“小孩，你说这新政策是好还是不好？”
陈之安没回答，出了礼堂，冷风扑面，他吸了一口气，清醒了点。
黄师傅还在旁边，等着他说话。
陈之安想了想，说：“好不好又能怎么样，是你有主导权还我有主导权？”
黄师傅笑了笑，“咱们工人阶级主导一切！”
陈之安站在礼堂门口，看着人群散开，三三两两的往车间走。
有人还在议论，说新政策，说以后怎么办。
大部分人都不说话，低着头，走自己的路。
车间里，几个人又坐回了老位置。有人看报纸，有人喝茶，有人发呆。
陈之安坐下来，把那几本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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