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军的火把还停在村口，那半截烧焦的木轮被插在地上，像一根指向死亡的旗杆。陆昭没回头，只对吴老炭说了句：“把仓房门闩上，再搬两袋谷糠堵住后窗。”
吴老炭愣了：“真要走？他们可带着刀。”
“不走，他们就该进屋搜人了。”陆昭一边解下腰间布包，一边把脚上的旧履脱下来，塞进灶膛，“人不在，账本就得在。”
他从布包里抽出一册纸页泛黄的簿子，翻到中间一页，提笔蘸墨，写下“试验田预估亩产六石”几个大字，字迹歪斜，像是仓促间写就。又在旁边画了个潦草的田亩图，标上“深沟三尺，垄高三寸”，末了还添了句批注：“若成，可扩至千亩。”
“你写这些干啥？”吴老炭凑过来，“谁信啊？一亩地能打六石粟？驴都骗不了。”
“不是给人信的，是给贼看的。”陆昭把账本拍在桌上，又故意让一角垂到桌下，“待会儿你拎着它去东头晒谷场，大声念给大伙儿听，念完就扔在草堆上。”
“然后呢？”
“然后咱们去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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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荒地，风吹得沙土打脸。陆昭带着三百青壮，每人手里一根竹竿，站在一片龟裂的硬土前。
“这地能种？”有人嘟囔，“连草都不长。”
陆昭用竹竿在地上划出一道直线：“从这儿开始，挖沟，三尺深，两尺宽，土堆在旁边，垒成垄。”
“沟里种？那苗不闷死？”
“沟里藏苗，避风抗旱。”陆昭一脚踩上垄顶，“太阳毒的时候，垄上土烫，沟里阴凉。等下雨，水往沟里流，根扎得深，不怕干。”
没人动。
陆昭也不急，自己抄起铁锹，一锹下去，土块崩飞。他挖了三尺深，把一撮粟种撒在沟底，再覆上薄土。
“谁先挖满一亩，今晚多领半升米。”他说完，又补了一句，“谁挖得歪，回头我拿这竹竿抽腿。”
人群哄笑一声，终于有人下锹。
陆昭擦了擦汗，对吴老炭说：“记工牌发下去，插旗为证。一亩一旗，旗不倒，粮不减。”
吴老炭点头，从包袱里掏出一堆木牌，上面刻着编号。每挖完一亩，管事就在牌上划一道，插在地头小旗上。
到了傍晚，荒地里插了四十多面旗。陆昭让人抬出几筐糙米，当场按旗数分粮。有人领到整整一升，乐得直搓手。
“明天还来不？”陆昭问。
“来！这活儿干得值！”
“记住，”陆昭举起竹竿，“沟要直，垄要齐。谁偷懒，旗倒了，粮也停了。”
人群散去时，他站在高处，望着这片刚翻出的新土，像一张被撕开的旧纸，底下露出点点湿润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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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清晨，陆昭正在检查新挖的沟垄，忽见一个生面孔蹲在田边，手里捏着根细绳，偷偷量着沟距。
那人穿着粗布短褐，脚上却是一双新履，鞋底干净得不像下过地的。手背光滑，指节细长，握绳时微微发抖。
陆昭不动声色，走过去递了碗水：“新来的？叫啥名？”
“李三。”那人低头喝水，不看人。
“李三？李家那头没姓李三的。”陆昭笑了笑，“你丈量这沟，是怕它半夜长腿跑了？”
“我……我怕挖错了，回头被罚粮。”李三结巴。
“那你该问管事，不该自己量。”陆昭拍了拍他肩膀，“这样，你去西头那片地，帮我数数出苗的株数，记在纸上，回来换半升米。”
李三点头，接过纸笔走了。
陆昭转身，对旧仆之子使了个眼色。
半个时辰后，旧仆之子回来：“他记了沟宽、垄高、行距，连出苗数都抄了。现在正往村外走，像是要出村。”
“放他走。”陆昭说，“但得让他‘不小心’看到账本。”
“可账本在东头草堆里，他没去那边。”
“那就把账本送到他必经的路上。”陆昭从怀里掏出那册假账本，塞进一个破草篓，“你拎着去南门，路上‘摔一跤’，让它掉出来。”
旧仆之子领命而去。
傍晚，他回来报信：“他看到了，低头看了好一会儿，还抄了两行字。然后快步出了村，往北去了。”
陆昭点头：“好，他带回去的‘六石亩产’，够张曼成睡不着觉了。”
吴老炭皱眉：“可这地真能打六石？你不是吹牛皮？”
“吹牛是给敌人听的。”陆昭把账本烧了，“咱们心里有数就行——能打四石，就饿不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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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后，第一批粟苗破土。
但问题来了——高垄上的苗稀稀拉拉，有些地方甚至光秃秃的。反倒是深沟里的，绿油油一片，根茎粗壮。
青壮们围在田头，脸色难看。
“白干了？”有人踢了一脚土，“挖那么深，累死人，结果苗还不长！”
“我就说这法子邪门！”另一人嚷嚷，“沟里种，跟埋种子有啥区别？”
陆昭听见了，拎着铁锹走过来：“谁说苗不长？你看看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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