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建构的历史溯源：从原始巫术到伦理哲学
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中，玉琮等礼器与日用陶器的分野已揭示出早期人类对价值秩序的初步建构。良渚文化的玉琮以 天圆地方 的形制沟通神俗两界，其象征的精神价值远超实用功能，恰似后世 仁义值千金 的隐喻 —— 当原始先民将玉器从普通石器中剥离，赋予其通神的神圣性时，已在无意识中完成了 精神价值超越物质价值 的认知革命。这种价值排序在商周甲骨文中得到文字学印证： 字从 从 ，以祭祀用的羊象征超越个体的神圣价值，而 字最早写作 ，从 从 ，暗示金属货币的工具属性。
《周易?系辞》崇高莫大乎富贵 与 圣人之大宝曰位 的论断，看似肯定物质价值，实则隐含着 以位守义 的价值秩序。这种义利观在《尚书?洪范》 中具体化：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粮食（食）与货币（货）虽居前两位，却需通过祭祀（祀）、伦理（司徒）、法律（司寇）等精神性制度加以统摄，形成 以义制利 的早期治理哲学。春秋时期的管仲虽提出 仓廪实而知礼节，却在《管子?牧民》中强调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物质基础与精神价值置于动态平衡的系统中。
儒家学派则完成了义利之辨的哲学建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人格类型划分确立价值等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 字出现 11 次，多与 对举，而 字出现 24 次，常与 礼 联动，形成 仁 — 义 — 礼 的价值链条。孟子见梁惠王时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的论断，看似极端，实则是对战国时期 上下交征利 社会危机的矫枉过正。这种话语策略在《孟子》文本中形成 义 的语义霸权，却为后世留下 义利对立 的诠释空间。
二、伦理实践的多维镜像：从士大夫精神到市井伦理
汉代以降，义利之辨 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试金石。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朱家、郭解等 立传，其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的描述，构建了民间社会的侠义伦理范式。这种伦理在唐代传奇中演变为《红线传》《聂隐娘》的形象，将 的内涵从江湖救急拓展到家国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唐代长安西市的 作为早期金融机构，既经营货币借贷，又设立 赈灾，体现了商业资本与伦理责任的制度性融合。
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哲学化重构，深刻影响了近世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出 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将义利之辨提升到 天理 — 人欲 的本体论高度。这种二元对立在王阳明 心即理 的命题中得到调和：《传习录》记载王阳明处理南赣匪患时，既推行 十家牌法 强化基层治理（利），又兴办 传播礼教（义），展现了 义利统一 的实践智慧。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焚书?答耿中丞》中批判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的虚伪性，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试图在物质欲望中重建义的根基，预示着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
市井文化中的义利叙事呈现出多元面相。《水浒传》智取生辰纲 的情节中，晁盖等人打着 替天行道 旗号劫取不义之财，将 解构为江湖道德对官方秩序的替代性正义。这种叙事在《三言二拍》中演变为 施润泽滩阙遇友 的故事：小商人施复拾金不昧（义），最终获得商业成功（利），构建了 以义致利 的市民伦理。清代晋商创设的 制度，其 忠信为本 的经营理念与 汇通天下 的商业目标相互支撑，在平遥日升昌票号的楹联 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 中，义利之辨转化为商业伦理的实践智慧。
三、现代性冲击下的价值解构与重构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传统义利观遭遇空前挑战。严复翻译《国富论》时，刻意用 译 justice，试图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寻找与传统义利观的对话接口。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提出 合公私之德而无所偏，将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 的概念嫁接，开启了义利观的现代诠释路径。值得关注的是，张謇等近代实业家践行 棉铁主义（利）的同时，创办南通博物苑、师范学校（义），创造了 实业救国 的义利统一范式。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义利之辨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道德理想，将 升华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价值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 学雷锋 运动中具象化，形成独特的道德实践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政策导向引发新的义利之思。1987 年 全国十大杰出企业家 评选中，马胜利等改革者既追求企业效益（利），又强调 承包为本，信誉是金（义），标志着传统义利观在现代商业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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