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同一块浸透了浓墨的巨大绒布，沉重地覆盖在香港沙田一带的郊野之上。远离市中心的璀璨灯火，这里零星散布着的西班牙风格丁屋，在稀疏星芒和远处城市反光的微弱映衬下，呈现出一种异域的、沉默的轮廓。空气里弥漫着亚热带植物夜间散发的湿腐气息，混杂着泥土的腥甜，本应是一片属于虫鸣与静谧的领域。
然而，一阵突兀的、撕心裂肺的干呕声，划破了这份宁静。
老陈，一个年届六十、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正踉跄地从一栋三层高的白色丁屋里狂奔而出。他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口鼻，另一只手胡乱地在空中挥舞，仿佛要驱散某种无形的、粘稠的恐惧。他的脚步虚浮，好几次险些被盘根错节的路基绊倒。胃里翻江倒海，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因为那股他此生从未闻过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气味——那是一种甜腻中带着尖锐腐蚀感的恶臭，如同无数腐烂的水果混合着消毒水，又被投入高温中蒸煮，最终凝结成实体，蛮横地钻入他的鼻腔，直冲天灵盖。
他跑到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树下，终于支撑不住，弯腰剧烈地呕吐起来，眼泪鼻涕不受控制地涌出。就在几分钟前，他只是因为听到那栋空置了几个月的丁屋传来异响，本着乡里乡亲的关照之心，想去查看一下。后门虚掩着，那股味道便是从那里逸散出来的源头。他没敢深入，仅仅在门口用手电晃了晃，隐约看到楼梯口有些深色的、粘稠的污渍，以及从楼上滴落的不明液体，内心的警铃就已疯狂作响，促使他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并用颤抖的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现在，警笛声由远及近，开始只是隐约的呜咽，迅速变得尖锐而高亢，最终化为刺耳的咆哮。红蓝两色交替闪烁的灯光，像两把凌厉的光剑，切割开浓密的夜色，将丁屋白色的外墙映照得忽明忽暗，如同一个正在呼吸的、病态的巨人。几辆警车猛地刹停，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短促的嘶鸣。车门洞开，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员鱼贯而出，动作迅捷而训练有素，瞬间封锁了现场，拉起了黄黑相间的警戒带。
带队的是重案组督察张伟业张Sir，年约四十，身材精干，寸头，眉眼间刻着长期与罪恶周旋留下的疲惫与锐利。他深吸了一口室外相对“清新”的空气，眉头立刻紧紧锁住——即便隔了这么远，那股若有若无的怪味依然像毒蛇一样往鼻子里钻。他看了一眼瘫坐在树下、面色惨白如纸的老陈，对身边的军装警员使了个眼色，示意照顾好报案人。
“高法医到了吗？”张伟业的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到了，在车里取装备。”一名下属回答。
话音刚落，一辆黑色的厢型车悄无声息地滑入现场。车门拉开，一个穿着深色夹克、身形挺拔的男人利落地跳下车。他便是法医部的高级法医高彦博，以专业能力和异乎寻常的冷静在警队内闻名。他脸上已经戴好了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是一双极其冷静，甚至可以说缺乏情感波动的眼睛，仿佛两口深井，所有的惊涛骇浪都被掩盖在平静的水面之下。他手里提着一个银色的专业勘查箱，对着张伟业微微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
“里面情况可能不太妙，气味很重。”张伟业提醒道，同时从手下那里接过两个新的N95口罩，自己戴上一个，另一个递给高彦博。
高彦博接过，却没有立刻加戴，只是平静地说：“心理准备，是这行的基本素养。”他的声音透过原有的口罩，显得有些沉闷，但那份镇定却清晰地传递出来。
一行人用钥匙打开大门——锁具完好，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那股积蓄已久的恶臭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几个年轻的警员忍不住后退半步，下意识地掩住了口鼻。张伟业强忍着胃部的不适，打开了强光手电。光束划破黑暗，照亮了屋内奢华的西班牙风格装修，但此刻，精美的瓷砖地面、旋转楼梯的雕花栏杆上，都沾染了可疑的深色污渍，尤其是楼梯，黏腻的液体正从三楼的方向一滴滴落下。
痕迹检验组的同事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拍照、取证。张伟业和高彦博则沿着楼梯，一步步向上。越往上，气味越是浓烈，温度也似乎升高了一些，空气粘稠得让人呼吸艰难。
三楼的布局相对简单，一条短走廊连接着主卧和浴室。恶臭的源头，明确无误地指向了浴室紧闭的木门。门缝下方，有深近墨色的液体渗出，在地毯上泅开一大片污迹。
张伟业与高彦博交换了一个眼神，伸手，缓缓推开了浴室的门。
瞬间，白炽灯的冷光倾泻而下，照亮了浴室正中央那个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一个长约两米、高宽均超过一米的巨型铁箱，像是工业用的耐酸罐，又像是经过粗糙改造的保险柜。它横卧在干湿分离的淋浴间位置，冰冷的金属表面凝结着水珠，而那股令人作呕的甜腐气息，几乎在这里凝聚成了实体。铁箱的盖子边缘和阀门接口处，正不断地渗出那种粘稠的、墨汁般的黑水，沿着箱体滑落，在脚下汇聚成一小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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