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六年九月，洛阳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滞重。秋风如无形的手，一遍遍拂过铜驼大街两旁早已光秃的槐树枝桠，卷起的不是金黄的落叶，而是巡视甲士铠甲摩擦时发出的、金属刮擦青石板的肃杀之音——那声音短促、密集，像无数把钝刀在暗处悄悄打磨。自二月李丰、夏侯玄血染东市，七月许允密谋胎死腹中，这座帝都的神经已紧绷了太久，紧绷到连最深巷里偶尔的犬吠，都能让倚门窥探的百姓心头一颤。坊间私语如秋虫般窸窣流传，所有人都知道，那把悬在年轻皇帝曹芳头顶的利剑，经年累月的摇晃之后，终于要落下了。不是闪电霹雳般的骤然一击，而是如同秋后问斩般，带着程式化的冷酷与必然。
大将军府，凌云阁。
阁内光线被刻意调得晦暗，只留司马师案头一盏孤灯。灯焰稳定地燃烧着，将他半边脸庞映照得棱角分明，另外半边则沉入深邃的阴影，那只蒙着素帛的左眼所在之处，阴影尤其浓重。他独坐于宽大的紫檀木案后，那只完好的右眼正逐字审阅着一份即将呈送永宁宫的奏章草本。文书由心腹笔吏耗费数日精心拟就，遣词造句无不考究，罗列了皇帝曹芳耸人听闻的“七宗罪”：耽溺倡优、亵近小人、废弃讲学、不敬太后、荒疏政事、靡费国帑、听信谗言……条条触目，字字诛心。这些罪名，半是捕风捉影的夸大与臆测，半是对零星事实的精心剪裁与无限放大，其根本目的不在于陈述真相，而在于完成一场庄严的“定性”——将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清洗与废立，包装成一次合乎古制、充满无奈悲情的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般的“匡扶社稷”之举。
他的指尖在“荒淫无道，亵近娼优”一行字上缓缓划过，羊皮纸粗糙的纹理摩挲着指腹。左眼处的旧伤适时传来一阵熟悉的、针砭般的隐痛，这痛楚非但未让他分神，反而像一剂冰冷的提神药，让他愈发清醒，也愈发冷酷。与父亲司马懿一生如履薄冰、周旋于极致的隐忍与爆发的缝隙之间不同，他司马师的权谋之道，在于将暴力程序化，将悖逆合法化，将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朝廷的“公议”。杀人自然要见血，但更要让那鲜血染在“礼法”与“众议”编织而成的白绢上，显得名正言顺，甚至带着几分被逼无奈的悲壮色彩。父亲用阴谋与忍耐赢得了机会，而他，要用阳谋与规则来巩固并扩大战果。
“子上。”司马师没有抬头，声音平静无波，在寂静的阁内却清晰异常。
侍立一旁，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的司马昭立刻上前一步，躬身应道：“兄长。”他的姿态恭敬而紧绷，如同拉满的弓弦。
“明日朝会，便是戏台。”司马师依旧垂目看着奏章，语气如同吩咐一件寻常公务，“你需确保，所有登台之人，皆明自身角色，台词一句不错，走位分毫不差。”
“宫外诸门及永宁宫外围所有要害，寅时之前已全部由我们的人接手完毕，皆是最可靠的心腹。郭芝将军那边也已再次确认，准备妥当。”司马昭的回答简洁有力，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核验。
司马师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郭芝，郭太后的堂叔，昔日曾掌虎贲军，也算宿将，如今则是他手中一枚最好用、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棋子。由这位太后的“自家人”，去向她传达那不容置疑的最后通牒，再合适不过。这既是对郭太后本人最直接的羞辱与威吓，也是向朝野内外发出的明确信号：连太后的至亲都已做出选择，大势如何，不言自明。
他缓缓合上奏章，羊皮卷轴发出轻微的“咔”声。独目中那点寒光微微敛起，却更显深不可测。万事俱备，只待明日，将这出筹划已久、牵动天下人心的废立大戏，按部就班地演给该看的人看。他要让所有人都成为这出戏的观众，或者，身不由己的配角。
次日，嘉福殿。
朝会的氛围异乎寻常地凝重，仿佛连殿角缭绕的香烟都沉滞不动。往日朝会，纵有风雨，总还有琐碎政务奏对，有不同声音的细微交锋，有朝臣衣袍摩擦的窸窣声响。今日却不然，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肃立如泥塑木雕，目光低垂，紧盯着身前笏板或自己的鞋尖，无人交头接耳，甚至无人咳嗽一声，殿内弥漫着一种近乎祭奠的死寂，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一场早已预知的审判降临。
皇帝曹芳高坐于御榻之上，年仅二十三岁的面容苍白如未经曝晒的素绢，眼下的青黑即使用宫人巧手敷粉也难以完全遮掩。他能感觉到自己宽大袖袍中的指尖，正不受控制地微微轻颤，那颤抖细微却顽固，从指尖蔓延至腕骨，仿佛有冰冷的细小爬虫在血脉中窜行。自许允事发、被夷三族以来，他夜夜难眠，闭上眼就是血光，就是司马师那只冰冷、锐利、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独眼在黑暗中凝视。他甚至觉得，此刻殿外高耸的朱红廊柱投下的阴影里，就藏着那只眼睛，冷漠地注视着殿内的一切，包括他这位如坐针毡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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