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只是声势浩大那么简单，其手法更是精准而冷酷，如同一场针对国民心理的精密手术。
宣传的口径被精心设计，话术因人而异，极具针对性。
对于数量庞大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宣传的重点直白而残酷——生存。
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散播的信息核心是：留在国内只有饿死，去对岸才能活命，而且你们的技术能为国家减轻负担。
这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一种在绝望下的唯一指引。
对于那些尚且保有一份工作的技术工人和中低层雇员，话术则披上了 “爱国”与“责任” 的外衣。
他们被反复告知，前往华夏工作是为国家赚取宝贵外汇的“最高爱国行为”，是帮助帝国渡过难关的壮举。
政府甚至承诺会“妥善安排”他们留下的职位，尽管大多数人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安抚人心的空头支票。
而对于真正掌握国家科技命脉的学者、高级工程师，则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精英路线”。
他们不会接触到粗糙的海报和广播，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高层、甚至学界权威的私下“恳谈”与“委托”。
谈话的核心被拔高到 “保存帝国科技火种” 的悲壮高度，许以学术自由和充裕经费，将一次被迫的人才流失，美化成一趟肩负着民族未来希望的秘密使命。
这套组合拳式的宣传，效果立竿见影，却也彻底撕裂了社会。
无数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家庭，在“礼金”和“外汇”的现实诱惑以及街坊邻里的无形压力下，开始忍痛劝说女儿报名。
港口挤满了神情茫然的年轻女子和身怀技艺的工匠，他们的人生被简化为清单上的名字和数字，成为抵扣赔款的“活资产”。
整个日本社会，表面上在“共克时艰”的口号下维持着运转，内里却弥漫着一种被国家系统性出卖后的巨大虚无感和无声的愤怒。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屈服。有烈性的女子选择自尽，有技术工人宁可在乡下种地也不愿“资敌”。
街头巷尾，充斥着无奈的叹息和无声的泪水。
父亲默默送别女儿，妻子含泪为丈夫整理行囊，这一幕幕人间悲剧，在“国家大义”的旗帜下，无声地上演。
尤其让人诟病的是，以上两项计划，均与权贵阶层无关。
在国家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全自身，完全不讲究吃相的出卖了民众。
社会阶层在这一刻被撕裂，信任感崩塌，一种被国家系统性出卖的集体绝望感，如同瘟疫般在民众中蔓延。
但不得不说，日本的底层民众是真的能忍，毕竟是出过忍者的国家。
哪怕大批大批的国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怕政府把他们当做牛马来对待，肆意践踏他们的尊严。
只要还看得到活路，群体的暴力对抗，就很容易被瓦解掉。在这种深入骨髓的忍耐力与对“活路”的卑微渴求面前，任何试图点燃革命烈焰的努力都显得异常艰难。
日本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确实抓住了这“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们秘密印刷传单，在工人聚居区激昂演说。
尖锐地指出政府正在“贩卖国民以求苟延残喘”，呼吁工友们“不要为了敌人的机器而耗尽自己的骨血”，鼓动农人们“拒绝出让女儿来填充资本家的金库”。
他们的理论一针见血，他们的口号充满了力量，一度在几个大型贫民窟和失业工人团体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仿佛革命的干柴即将被点燃。
然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反政府运动，却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高墙，很快便显露出疲态，并迅速偃旗息鼓。
其根源在于日共本身难以克服的天然缺陷，与日本特殊的时代背景。
日共的核心理论源自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分析，但当时日本社会结构复杂，大量民众仍保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封建残余思想。
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上而下的权威（即使是邪恶的），而非平等的阶级联合。
日共“推翻天皇国体”的终极目标，对于许多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民众而言，太过遥远和“大逆不道”。
另一方面，在军国主义政府多年的残酷镇压和渗透下，日共组织本身力量薄弱，成员时常被捕，领导层不断更迭，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领导。
政府的特高课警察无处不在，任何大规模的组织活动都面临被迅速粉碎的风险。
而最关键的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尽管日本背上了巨额的赔偿，但中国方面却又给了他们灵活的赔偿渠道。
大量的人力和人才涌入，固然能够助力华夏经济的腾飞，但也极大的减轻了日本这个战败国的负担。
这是最致命的一击。
每当抗议情绪开始积聚，政府并不总是单纯依靠暴力镇压（尽管必要时他们毫不犹豫），而是会适时地放出更多的工作名额、提高些许礼金标准、或者承诺改善输出人员家属的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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