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放从帝国总理府走出后，没有立刻返回大使馆，而是让副手带着协议的初步纪要，以最高密级优先发回国内。
他自己则坐进轿车，对司机低声说：“去华夏会馆。”
轿车驶离威廉街的官方区域，穿过蒂尔加滕公园的浓荫，向着柏林夏洛滕堡区一条汇聚了不少外国商社的街道驶去。
目的地，是一幢外表并不十分起眼、但规模颇大的四层石质建筑，门廊上方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书四个端正的颜体大字：华夏会馆。
这座会馆落成于1936年。
那时的先锋军如日中天，初步掌握了北方，成为东亚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与德国方面基于战略资源与军事技术的互补需求日益强烈，大规模的合作基本处在半公开的状态。
不仅贸易额激增，北方许多有识之士与青年才俊，也敏锐地抓住了这股东风，一批批通过先锋军组织的渠道，或自费，或公派，踏上了赴德留学的道路，延续并扩大了晚清民初以来“勤工俭学”的传统。
然而，当时先锋军与德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外交关系，尚处于一个微妙而特殊的阶段。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却尚未得到全球普遍外交承认的强大地方政权，它无法在柏林设立正式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于是，“华夏会馆”应运而生。
它明面上的注册性质是促进中德商贸合作的非营利性商业机构，旨在为来德经营的华商提供信息、聚会与商事便利。
但实际上，从它奠基的那一天起，它就承担着远不止于此的使命。
它是先锋军在德意志帝国事实上的非正式代表机构，是周辰麾下与德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接触与谈判的重要半官方通道。
同时，它更是所有在德学习工作的华人，尤其是来自北方的学子和技术人员，一个温暖而坚实的家与后方堡垒。
会馆内设有阅览室、食堂、临时宿舍，甚至有一个小小的法律咨询处。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正是以“华夏会馆”的名义出面，与德国各级政府、警察局乃至企业交涉，妥善解决了不少涉及华人学生打工权益、居住纠纷乃至歧视事件。
德方对此类协商通常表现出相当的重视与效率，这并非是啥跨国友好。
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林高层，对会馆背后所代表的先锋军强大实力，以及双方日益紧密的战略性经贸合作抱有极高的期待与重视。
在华夏完成统一之后，这处会馆自然也就归属于大使馆的名下了。
轿车在华夏会馆侧门停稳。程天放没有惊动太多人，他此来，除了想在这片充满乡音的土地上静静心神，还带着一项周辰司令的非官方“建议”。
周辰虽是大老板，毕竟不直接统管外交部。
对于这类“小事”，他向来习惯于用建议的口吻，让部下自行权衡。
而这项建议，却恰恰说到了程天放心坎里。
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这一周来，他亲身坐在世界棋局的角落，亲手推动了两大强国间的战略合作，那份沉甸甸的成就感与激荡心绪，却因保密要求，无法与外界言说。
此刻，他心中那份渴望被理解、被分享的冲动，终于找到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出口。
他在心里对自己，也对那份期待作出解释：“我绝不只是为了个人那点虚荣。这是为了完成周司令‘提振海外同胞志气’的任务，是为了……给这些离乡背井的同胞们，分享一份属于整个民族的喜悦。具体条款不能说，但我们在德国高层这里受到的尊重与分量，难道还不能让他们知道吗？”
傍晚时分，会馆最大的阅览室兼礼堂里，渐渐聚满了从各大学、工学院下课归来的学子。
当程天放走上临时讲台时，台下迅速安静下来，无数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程天放没有看讲稿，他的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认真的面孔，一股名为希望的暖流在胸膛涌动：
“同学们，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说说我们出门在外，最常遇到，也最需要想明白的一件事——如何自处，如何面对纷争。”
“咱们华夏人讲究‘以和为贵’，老祖宗教导我们不惹事。这很好，是修养，是智慧。但今天我想强调后半句——不惹事，但也绝不能怕事！”
台下有了细微的骚动和交头接耳。
“请注意，我说的是‘不能怕事’，不是‘不怕事’。”
“‘不怕’可能是一时血气之勇，‘不能怕’则是一种责任，一种清醒的认知。你们走出国门，在此求学、工作，你们的一言一行，在外国人眼里，就是华夏的缩影。
你若是遇到不公、遇到歧视、遇到无理挑衅，因为畏惧、因为嫌麻烦而退缩忍让，你丢掉的不只是个人的尊严，更是我们整个民族在世人眼中的颜面！”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波澜。许多学子不自觉地挺直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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