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谶言是两条铮铮铁轨，命运是一条钢铁蜈蚣，咬牙切齿不停地背诵：
沙中盖塔根基松头顶低悬扫帚星高大门楼红灯挂外面富来内里穷挣一半来失一半舍一半来得一半黄金到手变成铜半世得来半世空……
父亲没有半点睡意，望着车窗外。他对飞速掠过的村庄树木田野庄稼人群等，视而不见。他一会儿在南关沿石板下摸胖头鱼，一会儿在永宁城私塾里读书。他耳边回荡着永祥寺的晨钟暮鼓，满眼是永宁城“鸡鸣谷”的滚滚麦浪。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高潮，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化，工业赶英超美，农业给毛驴刷牙戴口罩亩产万斤粮。
各行各业放卫星，我家也插上翅膀，说飞就飞说走就走。爷爷奶奶离开家乡二十年，两天一夜，从几千里之外的大草甸子，回到离别二十年的辽南老家。全家人在熊岳城下火车，再换乘汽车。一个小时之后，汽车停在永宁城东门外。晴朗的天空，顿时变成了一片晴朗的空白，耳边一片嘈杂声闹闹哄哄。
未逢兵燹之乱，安宁了六百年的永宁城终于不得安宁，遭到了灭顶之灾。拆城砖砌猪圈、盖牲口棚、取夯土做肥料，全公社十八个村的劳动力围困古城。他们用铁锨挖、镢头刨，将城楼捣成了一座废墟，城墙扒成了残垣断壁。
一块块城砖“扑通”“扑通”跌落下来，是中箭坠城的兵卒。一处处的夯土砖垛变成尸垛，文卷牌匾和着破碎的城砖，在地面铺了一层《辽东志》。温景葵的诗词和一篇篇《永宁涧春色赋》，遍体鳞伤呻吟哀鸣。满载城砖和夯土的牛车、马车和毛驴车，向四面八方倾泻着泥石流。没了城墙遮挡，一阵大风从老帽山那边横扫而来，穿透了历史的天空。
车老板“啪”“啪”一声声尖锐的鞭声，将历史巨人抽击出一道道鞭痕和流血的伤口。畜粪味儿混杂呛人的陈土面子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切混沌不清。
家家户户虽然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炕上、锅台上、水缸盖上、人的心头上，仍落下一层厚厚的城土灰尘，似先人们在诉说着不尽的古城轶事。街道上严丝合缝的青石板，刻录着古城六百年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此时，被古老的铁车轱辘切割出一道道日食月缺。浓缩着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的城砖，“噼里啪啦”地从车上颠落到地上。它们都认为自己有价值，不甘心成为粪土，被砌进猪圈。
永祥寺内空空荡荡，墙上残留着神狐鬼怪张牙舞爪的壁画。大大小小的神像，被砸碎捣毁，填进了永宁南河。庙前的两根花岗岩旗杆，成了一对肝胆相照的难兄难弟。只有拉车的牲口超然若定，从容不迫无动于衷。
旁边一处院落，是刚成立的“复县永宁人民公社”政府机关所在地。
父亲神情恍惚无所适从，没问候前来接站的三爷和六爷，也没和十二岁的柱子和八岁的全子两个小堂弟打声招呼，只对毛驴道了声“辛苦”。他把我装进网兜里面，像栓一只小兽一样栓在行李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冬眠一样睡觉。
今年雨水丰沛，高处变成了低洼地，低处变成了沼泽地。
父亲不脱鞋就涉水，比父亲小三岁的六爷提醒：“大侄啊，把鞋脱了。”父亲这才和两个叔叔打了声招呼：“老叔好，三叔好。”六爷那一年参军，随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纵队司令部当报务员，复员后在大队当民兵连长。他的一对大眼珠子雪亮，小西山人都叫他“六大眼”。怎么看，六爷都不像一个当过兵的人，倒像一只被毒太阳晒过的海爸子。如果炒菜，掐头去尾不够半盘子装。
六爷在前面牵套，连毛驴都对他嗤之以鼻，不住地喷着鼻响。
“人怕鬼驴怕水”，毛驴拼命往后挣，死也不肯下到水里。
赶车的三爷佝偻着罗锅腰，像只被挑出壳的虾怪。他用鞭子打，喊岔了嗓子，毛驴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三个人顺毛摩挲着、帮着哄着，毛驴总算把车拉出了沼泽。父亲没等理顺这场迁徙所带来的是非曲直，脚下的下坡路笔直。
他没确定最终目标在哪里，跟着毛驴车顺坡下驴。
西庙山方向，横亘在河口门子之间一段海平线泾渭分明，将父亲猛地拽出梦中太阳岛。西海边的西山砬子影影绰绰，似在不断远去。上面仍矗立的望海楼，格外清晰，似在不断向父亲靠近。望海楼曾被爷爷视为“日本人竖立的地角石”，全家因此逃亡边外，此时成了父亲的地标，看见了人生旅途的终点。
爷爷用百十垧黑土地入股，换来几张彩色三联单，被海边的盐碱地漂白。
庄稼人懂节气，“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父亲的人生的节气，已经错过一个又一个。地里的小麦绿油油齐刷刷，被雨水浇灌得锋芒毕露。间过的苞米苗，是被拆了窝巢的小鸟，孤零零站在垅台上随风打哆嗦。路边的水沟才是会过日子的女人，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山坡上，野草蓬勃山花烂漫，百鸟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吟唱。两条车辙深深浅浅弯弯曲曲上坡下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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