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用油笔画关公胡须那件事，顿时不寒而栗。还是用色片吧。
我最佩服高年级同学刘继宣，他家住在沙包子，外号叫“老狼”。他跑得快，嘴叼接力棒，把后面的人拉下一大截，一边跑一边回头两边看。学校在课间操考时事政治，他把“野板参三”说成“野板掺沙”，全场哄堂大笑。
我最羡慕五叔和“二黑子”等高年级号手，放学之后留校，集中在操场上练习吹号。每一把铜号都历经沧桑，浑身是瘪，窟窿眼睛，被焊的斑斑驳驳。有的号嘴子短一截，号手的嘴唇恨不能伸进号管里才能吹响。有的号嘴子永久性焊在号管上，甩唾沫很要费一番力气。能拔下号嘴子的号手很优越，尽管里面没有唾液，也动辄拔下来甩几下。有一支号没了喇叭碗成了光杆，号手照样吹奏。
只有号长，才有资格享用一支崭新的长管铜号。“六一 ”临近，号手们可以把号拿回家里练习。放学之后，他们把号套在书包带上，一跑甩来甩去，威风极了。小西山，五叔董云水和王德滨是号手。每天早晨和晚上，三里五村除了驴叫，再是号手们此起彼伏的练号声。“六一”那天，号长的号上栓了五角星和火炬的紫绒挂旗，其他号手栓了红绿绸布，鼓乐队站在全校排头。随着体育老师一声“出发”号令，鼓乐齐鸣。鼓乐队引领全学校师生绕操场一周，浩浩荡荡地走出盐场。到了盐场东边子，体育老师扛着大鼓，自由行进。全公社二十几所学校小学近万名师生，集中在永宁中心小学操场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我眼里最可怜的高年级同学，是家住盐场的于殿铸，独眼，衣服破破烂烂。他那只义眼深深地陷进眼窝深处，不会转动，听人说是用狗眼睛代替。
下课后，他一动不动地靠在操场墙角，一只独眼专注地看着操场上快乐的男女同学。我好奇地闭上一只眼睛看着他，他以为我笑话他，把我追出老远。
我念二年级时，教室在西南角的偏房里，和“农中”教室隔着一座大门洞。
正门是深宅大院，主人曾经是一户地主，土改时将房子分给了佃户。
大门洞里东西门柱下面，各有两座花岗岩基座，我们下课后，蜂拥到门洞里面抢石座。只有大同学才能占住，坚持到上课。“农中”不是农业中学的简称，只是一间教室，没考上中学的学生在这里继续学习，配备两个男民办老师。
一个老师叫刘守业，自学成才爱干净，裤线压得笔直，黑趟绒衣服露出雪白衬领。他的一张小白脸上涂抹一层雪花膏，我们隔着大门洞，都能闻到雪花膏味儿。他写的毛笔字，分不出哪是字帖哪是手写。他教唱歌，让人以为是收音机和广播里播放节目。另一位男老师叫徐百礼，是复州城高中毕业的高才生。他从小学到高中，各科考试都是第一名。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只报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可惜只差一分落榜。学校成立“农中”，请徐百礼当老师。他把才华发挥到极至，教过的学生都有出息，有的还成了知名人物。和刘老师截然相反，徐百礼不刷牙不洗脸，却批评有的学生不洗脖子。学生说：“你的脖子比我还黑。”第二天学生们发现，徐老师把脖子洗的干干净净。尽管邋遢，学生们仍对他尊重。
我眼里最好看的女同学，是“农中”的刘英。她高高的个子，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比画上表演平衡木的女学生还好看。两个男老师，经常找她到大门洞里谈话。每到这时她就低着头，用两只手捻动着辫梢，轻轻地摇晃身子。
我认为世上最最至高无上的人，非老师莫属。我以为广播里播放的所有男高音歌曲，都是刘守业老师唱的。图画老师邹永桓，在黑板上几笔画出一把镰刀，他是名副其实的“神笔马良”。古凤桂老师梳两条大辫子，二十九岁镶两颗金牙，我刚入学时管她叫奶奶。她教我们唱“梨花打苞一片白，蝴蝶双双采蜜来”，把那个“苞”唱的闷声闷气，仿佛梨花光打苞不开花花。那年秋天，她带领我们班级去盐场东北边子摘地瓜叶子，天刮大风，她一路抱着我跑回来。
校长董太元家访，叫小他十多岁的妈妈“大婶子”。妈妈给他冲了碗炼乳，他不嫌烫，顷刻间喝的干干净净。董太林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早自习”三个字，肯定是印刷体。黄孝增老师整洁干净，说纯正的普通话，肯定是广播员。
学校的最神圣不可侵犯之处，是挂铃的位置。
西南角砖墙缝里钉了一根铁棍，挂了一截钢条，生产队叫“钟”，学校叫铃。每天上课、下课、放学，工友提前走出办公室，用小锤激烈地敲打。
有一次铁棍脱了铆，工友刚敲了两下，铁条“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和董千溪一样，我的眼睛常年生大眼包，章民照常年烂眼边子。老师怕传染给同学，安排我俩坐同桌。上课时，我呲牙瞪眼睁开“大眼包”，章民照瞄准般眯起一只红眼，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近视眼“李瞎子”上自然课，诬陷我俩课堂做鬼脸，让我们站在座位上。他看我们不思悔改，又让到黑板旁边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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