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邮路是一台机器，把自己倾注心血的小说、诗歌等交给这台机器。它们横贯大陆，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隔了一段时期，邮差又把这些稿件送还给他。
我的邮路在海岛和大陆之间，是下了一条没挂诱饵的“串钩”。
我的稿件或许根本没登陆，老牛船一定为我私设一间分理所，船没靠岸，已将稿件分离。没有价值的新闻稿被无情地抛进大海，在海面上漂浮一层。
厚厚的小说稿，盖上“不予采用”的印戳，挂上串钩退回广鹿岛高三连。即使到了海枯石烂那一天，我也别想钓上一条鱼，哪怕一只虾怪。和“马丁·伊登”截然不同的是，我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集体主义者。我急切地想融入社会、部队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一员。我一块小小的皮肤，必须植入到庞大的社会肌体上才能存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集体什么鸡灯都不是。
我写了这么多稿子，没有一篇比得上《天亮鸡叫》。不管怎么说，编辑还给我来了封信，提出意见让我重写，起码得到一点儿安慰。我想，一定是署名上出了毛病，编辑只要看到“董太锋”三个字，不屑地把稿子扔进字纸篓子。
关科长提升为副政委，仇干事提升为宣传科长，正需要建功立业。
也许为了表达为爱情舍弃修改我的诗朗诵的内疚，也许为了履行职责，仇科长专门打电话为我提供素材，让我写一篇广鹿岛“驴当表”等趣闻集锦。
他在电话里说：“你不用总去关注当前的主要工作和重大题材，这种稿子很难被采用。相反去发现、捕捉和挖掘边边角角的东西，倒有发表可能，影响更大。比如说：被搁浅在小水坑里的大鱼、海边石缝中的大海参等等。”
他特别提示：“每个守备区都有一篇‘值班稿’，每年在《解放军报》定时上稿，每年一次性地完成军报见稿任务，只是换上新的时间而已。比如：小长山的‘清明前后，黄海前哨某守岛官兵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海洋岛的‘渔村第九户’等。有个报道干事连续八年在军报发表同一篇小稿，连续八年荣立三等功，由战士直接提干，由排长提升为守备区政治部主任。”
他最后强调：“我们以前也搞了个‘今年四月十日零点之后，广鹿岛老铁山红旗哨所周围映山红定时绽放’，一直没在军报值上班。我为你提供的‘驴当表’趣闻等题材和线索，不但能发表，更能产生轰动，在军报值班。”
我表面上敷衍他，内心里充满不屑。
为了应付仇科长，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写了一篇《长山岛趣闻》，分“驴当表”“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四个板块，语言诙谐拟人化。
那天我吃了几碗夹生高粱米饭消化不良，应该叫“屁臊寡淡”。
我投了十一次稿被退回十一次半，编辑把新疆军区一位作者的稿子“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也装进信封里一起退给我，哪知道“我的心儿碎了”。
为了复写“趣闻”，我手指头被油笔磨出泡，大量时间白白浪费。四个板块如同四块钢板，被编辑焊了座牢房，把我的自信心牢牢封住，漫漫长夜不见天日。仇科长来电话让我继续投稿，我心里说：你别让我投稿，干脆投海得了。
那当时，有两个人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杂志，写新闻稿是“冯台东”，写小说是“毛志成”。他们肯定随便写篇东西，随意往天上一扔，就能见诸报刊杂志，把人嫉妒死羡慕死。我狗急跳墙自欺欺人，将这篇倒霉稿属上“冯台东”的名字，像在狐狸洞口栓一只不下蛋的小病鸡进行试探，看能不能发表。
我第十二次将那篇倒霉稿投出去，随意得像从“老牛船”上扔进大海。我还破釜沉舟，将这篇倒霉稿所有退稿和底稿统统烧掉，不留半点痕迹。我还有两个恶毒想法，一是让仇科长的“驴当表”和“趣闻说”见鬼去吧！二是让长期霸占版面的“冯台东”，也尝尝退稿的滋味。哪怕编辑部深夜停电、此稿被盲人夜班编辑随手摸到了编发，第二天见诸报端，我也决不后悔。没想到三天之后，稿子刊登在《前进报》上！接着，《辽宁日报》、《旅大日报》、《红小兵》等几十家报刊杂志连续转载。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国内某家大报也转载了！整个长海县的军民们都看见了听见了！
全县沸腾，广鹿岛人人奔走相告，说我们兔子不拉屎的海岛出大名了。文化站借水产公司的汽车载了锣鼓队，绕岛敲了一天锣鼓庆贺。大陆不断有人上岛，高价买回毛驴，当钟表报时。北京某着名研究所专家上岛，考察“驴当表”现象，是生物钟作用还是偶然巧合。接着又有什么科学家上岛，考察“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等。仇科长打电话，让我立刻到守备区宣传科找他，有要事。
他惋惜得捶胸顿足，说“驴当表”现象发生在我们广鹿岛，让别人抢写了。他批评我没抢在“冯台东”前面写出“驴当表”，让我好好学一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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