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曹小花写了回信,如实介绍自己的真实情况,劝她另行选择。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在东山坞和萧长春一起收麦子,与马之悦进行斗争。
处理完王明义后事送走了老父亲,连长“老圈”大哭一场又大病一场。他性格变得急躁易怒,经常为一点儿小事大发雷霆。他把连队的蔬菜当成圣物,发现泔水缸里有片白菜帮,如同暴殄天物,当场吃掉,给了炊事班长钟恩开一个处分。这是他当了十几年连长,第一次处分战士。连队收白菜在路上掉了片菜叶,他勃然大怒:“和我作对没有好下场!”他怀念原搭档指导员“小金嘴”李永远,和现任指导员贺红光合不来。贺红光也看不上他的独断专横,经常为些鸡毛蒜皮小题大做。谁用粉笔在连长桌子上画了一个圈,里面写了两个字“老圈”。
连长盖房子大怒,非说指导员唆使文书干的,还要保留证据。
我有口难辩,连勤战士卷入干部的矛盾中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谁和指导员在某个场合多说一句话,连长认为你和他关系疏远,在研究入党提干时提出反对意见。谁找连长家属做次被,指导员认为你和连长关系好,好事没有你的份。谁在连长和指导员之间玩平衡,更是两头不讨好。连长和指导员的关系,就像冬天里爷爷总裂口子的脚后跟。连勤战士是口子里的嫩肉,时不时被撕裂出血。
连长为了孤立指导员,不让卫生员和他住一个房间。连长对我说:“卫生员好可怜,连个房间都没有。”指导员坚决不让卫生员搬走,惊动了营长。营长给我打电话,问:“卫生员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被我搪塞过去。
让我一个“重点人”保管连队的武器弹药,如同让一支蜡烛去管理火药库。为预防不测,营里要求指导员,必须和“重点人”董太锋住在一个房间。卫生员搬出去我搬进来,平息了一场风波。卫生员处理完父亲后事归队,行为古怪莫名其妙。他犯了过去的老毛病,每当给病号打针,玩花样耍花枪投标枪,病号被吓个半死,都找我打针。我是“重点人”不是卫生员,指导员坚决不允许。
卫生员并不领连长的情。连长的右手食指患了甲沟炎,卫生员换了几次药没消炎。连长怕人说闲话,因为万不帮的事情遭报应,没去医院。那天,卫生员给连长的手指头换药。连长急躁地说:“我的手怎么才能好利索?”卫生员干净利索地说:“剁去。”连长大怒:“你狗屁不是!”卫生员回敬:“你是。”
连长坚决要把卫生员换掉,指导员坚决不同意,两人关系越来越僵。
营房科整修营房,刚抹完水泥的地面往外渗水珠,擦完一层又渗一层。连长对指导员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指导员屋里地面不干净。我和指导员住一个房间,把连长的话当成耳边风,没去擦地。连里要检查卫生。指导员伏在地上忍气吞声,用抹布擦地面。指导员神经特别敏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琢磨半天。
晚上,他带我到山上炮阵地查岗,他穿棉衣,我穿棉大衣。
我怕他冷,把大衣脱下来披到他身上,自己穿一套单装,冻的直哆嗦。他家里没有引火柴,我去送苞米瓤子。他脱下的脏衣服,我拿去洗干净。他竟以为我幻想入党因此讨好,和我摊牌:“你去年两次复员都没走成,因为情况特殊,今年必须走,想入党连门都没有。即使连队把你报到营里,营里也得把你拿下;即使营里报到守备区,守备区也得把你拿下。只要你把文书工作做好,不出事干什么都行。连里正在物色新文书,水平不一定高,但是政治上必须可靠。”
我是“重点人”,由指导员亲自管控。副连长带几个兵去山上打扫坑道,我带钥匙去开门。指导员和副连长叮嘱着什么,副连长形影不离地跟在我身后。
放映队接了快传片,晚上在守备区大礼堂放映电影。通讯员要去守备区换口令,让我和他一块儿去。我向指导员请假,他无中生有:“你想借机会看电影是不是?”当他知道我确实去换口令,对通信员一遍遍地叮嘱着什么。
指导员在老连队家属房里还有东西没拿,让隋辉赶毛驴车,带我去往回搬。隋辉手把手地牵着我,我让他放开。他说指导员告诉他,防止董太锋混上交通船逃跑。半路上,一个老太太领一个小孩,一个姑娘挑着面袋子。我俩把她们的东西放到车上,让她们上了毛驴车,我俩跟在车后面。老太太很感动,称解放军个个是活雷锋。在老太太的眼里,我仍是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很让我感动。
转眼间又到了年底,进入老兵复员阶段。就像党史上的“二十七个半布尔什维克”,连里也确定了“十三个半复员老兵”,那半个就是我。
指导员找我谈话:“连里决定你复员,营里也同意,已经把你报上去了。如果复员命令下来,没有董太锋三个字,说明守备区还留你,我们没有意见。如果有你董太锋,你必须复员。现在,你仍要做好文书工作,也是对你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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