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曹太太和马殿阔老师，坚信我已经提干，抛弃了曹小花。他们带了曹小花和三亲六故，天天到我家说理，劝太锋回心转意，否则择日启程到部队，让太锋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们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哭诉演讲揭发怒骂。事情闹到公社，武装部给岛上部队打电话，知道董太锋已经复员，这几天就回原籍。曹小花哥哥让妹妹和和董太锋断绝关系，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悔一辈子。这遭到曹老太太的坚决反对：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部队和董太锋用的是缓兵之计怎么办？什么时候亲眼见到董太锋复员回到小西山，再什么时候宣布解除他和小花的未婚夫妻关系。假如董太锋真提干了，她立刻带闺女去部队完婚。
摘下了领章帽徽，如同放了我的血。军装虽破，脱下来如同扒了我的皮。指导员送给我一套干部服罩衣，一排长送给我一双皮鞋，让我穿着新军装复员。
第二天上午，连队在会议室召开老兵座谈会，桌子上摆着烟、茶、苹果。大家曾经是连里的骨干和主人，现在成了客人，说着客套话。营里来电话通知：下午三点半钟，守备区来车，接复员老兵去码头。屋子里烟雾腾腾，人一进去呛的流泪。连长和指导员担心被老兵刁难，打算开完会就回到家属房。
老兵们深情表达对部队的留恋，对高三连的感恩，感谢干部们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表示复员回家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军人本色，绝不给部队和高三连丢脸。连长和指导员很受感动，头一回遇上这么通情达理、优秀的复员老兵。他们陪老兵们打扑克、下棋，“上车饺子下车面”，包饺子为老兵们送行。
我给通信员留下家乡地址，如有信件和退稿，让他给我寄回去。
半下午，通信员取报纸回来，有我两封信。一封是父亲的来信，对曹家大闹西北地只字不提，让我放心不要惦念家，安心在部队服役。一想到我明天下午到家，如何面对父亲，不由得一阵心酸。另一封信来自《解放军文艺社》，是一篇退稿。我即将复员离开部队，退稿又前来“送行”，不由得一阵愤懑，刚要撕碎扔掉，又忍不住打开。里面是我元宵节那天寄出去的散文《书架》，现在变成了铅字清样，一共两页，还附一封用解放军文艺社信笺写的短信：
董太锋同志你好！你的散文《书架》我们准备刊用，现寄去清样一份，请你校正后尽快寄还我们。谢谢！敬礼。散文组。（公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
我的呼吸停止了，心却在狂跳。我立刻去向指导员报告，走到门口又停住。往好里想，就算连里留我，还得请示营里。营里留我，还得向守备区请示。再一想，连里和营里根本不会因为一封信把我留下，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况且不到一个小时，接复员老兵的汽车就到了。即使我的散文已经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我的部队生涯已经结束。我毕竟要抓住最后的这根稻草，揣好信件一不做二不休，装作上厕所，绕过“北小圈”生产队，钻进雨裂沟。我穿过松树丛越过公路，向守备区方向猛跑。我从自己开辟的秘密小道翻山越岭，从修理所背后山坡上下去。我下了长长的台阶，进到司政后机关大院，机关干部已经下班了。
我满头大汗跑进政治部，敲宣传科的门，里面没人。对面屋里传来“咔咔”声，我急忙过去敲了敲。仇科长下班后，正在和组织科长等人打克朗棋。
他们见我没戴领章帽徽浑身大汗，以为发生了什么急事。我说找仇科长单独谈，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让我坐下来慢慢说。我喘的说不出话，掏出那封信递给他。仇科长看了信和散文清样，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走，找主任去！”
赵主任已经下班回家，仇科长马上往他家里打电话，介绍我的情况。
政治部主任赵凤武是原要塞区宣传处摄影干事，那张叶剑英元帅视察要塞区在海边拉二胡的照片，是他拍摄的杰作。他调到广鹿守备区不到半年，正为上不了稿子而发愁。他听了我的情况后，马上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机关。
在主任办公室，他看了《解放军文艺》的信和散文清样，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快说说你现在的情况。”他听完之后说：“你放心，我们把你留下。”
他马上给参谋长打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被留下了。”他给高炮营教导员打完电话，让我先回连队，明天上午再来政治部。
我心有余悸，摸黑翻过两座山，顺来时的路线摸回连队。
复员老兵宿舍里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我的背包、帆布提箱和提包。指导员到码头送老兵还没回来，连长带领全连布控、搜山。连部里，卫生员看电话。
通信员接到营里电话，董太锋被政治部保留下来，已经回连队了，马上通知连长下山。炊事班给我留了两盘饺子，我就着大葱，风卷残云吃的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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