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努力避开“参军”“军装”“部队”，否则控制不住情绪。
但是，他如何避得开？当他讲到“部队就是我盖房子的亲爹娘，高三连就是我的家……没想到，家在我手里散了……”他终于没憋住，放声大哭起来。
从来不哭的人一旦哭起来，就像水库大坝决口，用什么都堵不住。连长哭指导员哭，干部战士们都哭。营长、教导员、卢参谋、老栾、于铁匠、老吐、尹队长都哭了。老百姓放声大哭。小盐场和“北小圈”都哭了。
守备区后勤处各部门助理和司务长清查账目，登记营房营具粮秣生猪等各种物资。军械助理和文书、副连长，普查登记武器弹药器材。政治部宣传科登记彩电、图书、乐器等列入移交物品。战士们彻底打扫营房内外卫生。
如同马上就要转岛训练，连队最后一次紧急集合占领阵地。大家认真保养火炮和高射机枪，修补阵地通往山下的道路，便于汽车拖拽。连队要求，解散之前的分分秒秒都是“全训”，出操，叠内务，吃饭前站队唱歌，严格一日养成。
此时此刻战争爆发，高三连还是那个高三连，仍成建制拉上炮阵地，“打得响打得连”……官兵们手中武器弹药已被收缴，赤手空拳。
每天上午，连队组织政治学习，下午为驻地群众修路，挨家挨户做好事，征求意见。驻地群众和高三连的一茬茬官兵相处二十多年，连队是靠山。有高三连在，别说生老病死、天塌地陷都不怕。他们扶老携幼到连队告别，老栾和于铁匠眼睛通红，写了“万民折”送到守备区请愿，请求撤回解散高三连的命令。
于铁匠举着儿子的救恩人遗像，跪在守备区门前放声大哭，拉都拉不起来。“五好”闻讯，也和“大红花”带着孩子驾船回来。没有高的官兵救命，“五好”双脚被渔网缠住，已经死了多年了。“大红花”已经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
首长和机关干部们受到强烈震撼，高三连竟如此受到驻地群众的热爱。此时，守六连的两个士兵脱离连队，坐船回大陆。连队制定干部都没看住，影响很坏，惊动了上级。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高三连才是真正的“硬骨头”连队。守备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解散守六连保留高三连。报告很快批复下来，守六连解散。
好消息传来，“北小圈”就像过年，锣鼓声此起彼伏，鞭炮声响彻夜空。
高三连被确定解散时，连长盖房子和指导贺红光，已经知道我帮忙结束。在确定复员老兵名单时，两个人异口同声，说董太锋仍在要塞区帮忙。卢参谋给要塞区军务处打电话，说董太锋已经到警备区帮忙。他给警备区打电话，说董太锋已经回家过春节了。卢参谋让连队立刻给董太锋拍加急电报归队，办理复员退伍手续。这招致指导员贺红光的抵制，连长盖房子的痛骂，卢参谋这才作罢。
否则我大年三十刚到家就接到电报：火速归队。人们说我这个兵是假的，也百口难辩。届时我把龙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没人相信我这个兵曾经是真的。
通过这次“解而未散”，高三连彻底为自己正名，种种“劣迹”和不实之词，全都不攻自破。连队地位显着提高，第一次被守备区确定为“全训”连队。
被誉为“万岁连长”的“老圈”盖房子，终于离开了战斗生活了二十年的“北小圈”，调到军区炮兵学校任副团职教员。指导员贺红光和一排长郭敬父转业，副指导员于春潮提升为指导员，副连长韩双勤提升为连长。连里八个干部苗子，全被选送到院校深造。三排长黎树下，调到码头管理所当所长。高三连成了“硬骨头连队”，今非昔比扬眉吐气。干部转业调动，老兵所剩无几。但是“忍辱负重、从不服输，绝处逢生、笑在最后”的连魂，被一茬茬官兵发展传承下来。
守备区吉普车把我送回高三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连官兵在营区前列队，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一边流泪，一边和每个战友紧紧拥抱。中午连队杀猪，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可惜，盐场和大、小西山人，没看见这种热烈、感人的场面。指导员于春潮和连长韩双勤尊重我的选择，继续到五班担任二枪手。仇科长和伍干事到连队了解情况，为我撤销了“重点人”决定。营里指示，为董太锋腾出一间宿舍，不参加连队任何活动，完成守备区的新闻报道任务。
我诚恳表示：“我是高三连的战士，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搞特殊。”指导员于春潮说：“这是上级决定，连党支部必须执行。”连队“全训”，炊事班人手少忙不过来，我申请到炊事班。得到营里同意后，我把行李搬到了炊事班。
我每天出操、训练、站岗，和炊事员一样起早贪黑做饭。我担任连队的理发员，业余时间为官兵们理发。我除了辅导连队文化学习，还成立了连队战士新闻报道组。业余时间，我和弟兄们一起采访写稿投稿，先后有七名战士的稿件见报。新兵尚志高爱好美术，连队的条件只适合画工笔画和报头。我给了他一本《怎样画报头》，手把手帮助他研究设计。画面上：一个士兵持枪站在礁石上站岗的剪影，背景是浪花朝霞和初升的太阳。他寄往军报美术组，半个月后报头被采用，荣立三等功，调到守备区放映队。我的经验先后在守备区、要塞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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