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时间很快过去。我采写的稿子被采用广播之后，分别在广播电台、总政和军区获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了我能入党提干，黄主任、常助理何处长等首长，已经仁至义尽了。我像患了疑难杂症，日渐衰竭无药可治不可救药。
但是，我在把握自己前途命运上不断获得了重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信心、有能力、有担当。如果我是那把扁锉，已经磨出了锋刃，复员后肯定干出一番事业。我准备回岛，何处长和要塞区、守备区打招呼，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
我除了去沈阳送稿、到警备区帮忙回了两趟家，五年没休过探亲假。我把干部服洗干净叠好，连同皮鞋一起还给何处长。他把干部服和皮鞋送给我，送给我一袋精面粉和一袋大米，补助我四十元钱，再加上稿费，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我在第一时间，买了两顶尼龙蚊帐。全家人再也不用呕蚊子挨烟呛，晚上睡觉再也不受蚊子的欺负了。我心仪已久的人造革黑提包，好几次梦中买下来，不是拉锁坏了就是掉进海里。我在柜台前走来走去，犹豫好长时间。我把手里的十八元钱攥出了汗，还是放弃了。我长到二十八岁，除了买书和稿纸，没为自己花过多余的钱。穿什么服装回家，又让我为难。我穿干部服和皮鞋回家，就是欺骗父老乡亲。我穿便衣回家，没人说我复员，而是个骗子。我给弟弟妹妹们买了衣服，舍不得花钱为自己买身便服。我是堂堂的军人，穿军装名正言顺。
下午，我到火车站买了明天的火车票，还有满满一提包礼物。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吉普车也到了。司机帮我把米、面装上车，送我去火车站。何处长想的非常周到，嘱咐司机买了站台票，帮我把东西送进车厢。
此时已是八月底，虽然干旱，沿途庄稼依然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我对面坐着一位农民，黑红的脸膛皱纹密致，是油画版画木刻也是雕塑，只是静物与实物之分。他用布满厚厚老茧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认真数准确，在小推车上买了一本《新农业》杂志，翻看目录挑选内容。“农业”像怕冷，在他手中不住地哆嗦。我想起在岛上邮电局的一幕：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订阅《新农业》杂志。工作人员刁难：“你能看吗？白花钱。”老人说：“我能订就能看。”工作人员仍不给订：“你有钱干什么不好。”老人无处讲理，悲愤地离开。
农民和“苦”“累”“贱”密不可分。我想起罗中立那幅油画《父亲》、自己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父亲。农民选中想看的内容，把杂志放在小桌上认真阅读。
乘务员推餐车过来，农民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车上的食品。他虽然什么都没买，已经用眼神享用了快餐。我想起在大连搞副业时，借鱼罐头味吃窝头的情景。火车到达三十里铺，农民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行李，背在背上准备下车。我急忙打开提包，拿出一袋蛋糕给他。他不要，硬被我塞进手里。他没等说什么，被后面的人挤到车门口。列车离开站台我才发现，那本《新农业》杂志还在小桌子上。我自责因为给他蛋糕，让他失去了《新农业》。对于每个农民来说，蛋糕和《新农业》都重要。我突发好奇心，是一篇什么文章吸引了他。
我把杂志拿过来只看了第一眼，不由得怦然心动，目瞪口呆。
页面上的文章题目是：《改造旧屯，建设新村》：
复县永宁公社盐场大队，先后用了7年时间，把分散零乱的旧村屯，建设成街道整齐，绿树成行的新村庄。新村中有36%的社员住上了新房,360户按规划缩回大院，房前屋后和路旁植树3万多棵，并为集体节约土地150亩。盐场大队处于沿海丘陵地区,有7个生产队,410户社员，1942口人，分散居住在三个相邻的自然屯。过去建房无规划，滥占土地，如大西山屯原有50户社员，住宅占了8趟街。盐场屯三队有近百亩好耕地,有10户社员在这里建房,7一8年时间就把大部分耕地占用了,剩下的边边角角集体也无法耕种和管理。1974年,大队根据人口不断增加、社员建房逐年增多、耕地年年减少的情况，制定了改造旧屯建新村的规划，确定三项节省土地的措施。一是发展区，以原有的三个自然屯为改建新村的基地,并把屯内已有户和今后要迁入的社员，进行住宅和街道全面规划，充分利用老宅院之间和村内闲散地建房。二是冻结区，规定把路旁的和几家为一屯的零散户，划为冻结区，在这个区内不准建新房和旧房翻新，采取改造旧屯建设新村个人自愿的原则，逐年搬迁到发展区。三是搬迁区，对散居在耕地、菜地和林地中的零星户，要逐步动迁到发展区。在规划新村中，大队为了鼓励社员在发展区建房，除了帮助建房户解决运力外，对搬迁户每1间房由集体补助90元损失费，填平1眼水井，补给15立方米石头，同时对搬迁户优先解决菜地。改造后的新村，把过去27条老道改修为4条主干路，治理河道l000米。过去上百块的鸡嘴地，现己建成30块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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