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墙外，某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故事片《祝你幸福》。一辆园林喷水车朝天空喷水，制造暴雨骤降的效果。男、女主人公在冷雨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缠缠绵绵。“幸福”当来之不易，几个镜头下来，演员浑身哆嗦，不断喝酒取暖。
招待所撤了蚊帐，残余的蚊子把仇恨集中在最后时刻。
第二天，火车八点钟准时出发。我坐在车厢里也像站在甲板上看海景。远方广阔的原野、茂密的森林和错落有致的村落，不断被摇进慢镜头。近处是快镜头，我在一闪即逝的景色和人群中，发现和体验似曾相识的场景和记忆。
下午，火车到达沈阳站。过了太原街往北一拐，到了军区第一招待所。
我和要塞区的两个战友同船共渡同车共行，只是相见不相识。他们谦虚地说：“我们俩只是为你陪考，在复员之前逛一逛省城。”我说：“我的条件太差，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濒危患者，医生和患者都说了不算，只有死神说了算。”
两个人都说：“冲你说的这几句话，比我俩强十倍。据说这次考试只是象征性的，你已经被‘内定’提干，工资从这个月算起。”我连连摇头苦笑：“如果‘内定’淘汰，我倒坚信不疑。”两个人说：“那就等着瞧吧。”
第二天早饭后，考试人员集合，到对面“八一剧场体育馆”对号入座。
我的位置是15排69号，又向外延伸了8个空座位。要是用数字解读：69年我15岁去当小兵，体检落选，又报了8年名才当上兵，不知这些数字是否吉祥。我再一看，前后左右密密麻麻的座位、头顶上一块块天花板，都能组成奇妙的数字，让我联想到以前、现在和未来。继续联想，我连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夭折，都一目了然了。我闭上眼睛坐在座位上，如同一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
大家交头接耳，都在谈论那位龚科长。他亲自监考，此时还没露面。
我幻想那些小银针鱼，此时正密密麻麻地围住龚科长唼喋，喋喋不休地提醒：一定要照顾要塞区那个叫董太锋的超龄考生一定要照顾要塞区那个……”
离考试还剩下十分钟，龚科长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外面走进来。
他小老头戴眼镜，一身旧军装缀一副不能再旧的领章，足以证明老资格。
全场顿时静悄悄，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栓着一根维系身家性命的细钱，密密麻麻地攥在龚科长手中。他说的每一个字，梅花结一样维系着每个人的命运。
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收受某考生六斤银针鱼的样子。否则他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考场纪律吓唬我，如同一块块砖头压在我的心头。更让我做贼心虚的是，他说有的部队弄虚作假涂改档案，发现一例退回一例，已经退回九例。我们还准备退回一例，保卫部正在用“碳十四”进行测定……完了完了！第十例非我莫属了。我在档案上做过什么手脚，尽管天知地知我知，都瞒不过碳十四。假如龚科长没当场把我赶出考场杀一儆百，肯定是那六斤银针鱼起了作用。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龚科长言之凿凿地说：“有的部队派专人送礼，这回你可送赔了。我们的做法是：一是要按礼物进行减分，直至将人和礼物一并退回原部队。”
我赶紧把脑袋埋到桌子下面，害怕龚科长让人把那袋银针鱼拿出来，喊要塞区的董太锋到前面来，做为反面典型，带着银针鱼被狼狈地驱出考场。
我终于熬过这黑色的几秒钟，想象中的事情都没发生，长长地松了口气。
上午考语文。考语文不如说考常识。我积累丰厚，不答满分也答高分。考作文我也第一个交卷，假如只考作文并按交卷顺序录取，我才敢说“非我莫属”。下午考政治，我一道题都没答错。我虽然没因为那六斤银针鱼被驱离考场，注定要因为银针鱼而被减分。加上政治面貌、年龄超大、涂改档案等种种不利因素，即使我科科考满分，三下五除二也得被减为零分以下，不敢存半丝侥幸。
第二天上午的新闻考试才是关键，也出人意料，听采访录音写一篇消息。我为首长表演打火箭筒，耳朵曾经被震聋。嘈杂的采访录音，仿佛来自唐洼海边靶场，眼前全是白花花的靶标，耳朵里面不断震撼着“嗵”“嗵”的爆炸声。
我束手无策，如同无法驾驭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小船。此时，我骨子里那把锉刀锋芒毕露，顿时有了压舱石。太阳上面的小哥哥，正顺窗帘缝隙投进一线阳光。我十指紧紧地捏住命运的小油绳，向人生的巅峰一分分一寸寸地悬爬。
部队提倡新闻改革，尤其语言要形象生动。
如：“在某部队考核现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一枚手榴弹划着一道弯弯的弧线，落在六十七米白线上”等等，都是被崇尚的好新闻。
我发挥文学创作的想像力，将在录音机嘈杂声中纪录下来的只言片语，进行补缀虚拟，按要求写出一篇不超过五百字的新闻。下午考“数理化”，那些数字和公式，顿时变成拼命奔逃的野鸡和兔子，还有李大先生的大针管子。我被梦魇缚住手脚，变成了第二个“白卷先生”。我在考场上坐到最后，和跪在法场上等待枪决一样难熬。如果说新闻专业考试是小西山屯，语文、政治、作文等考试是大西山屯，政治面貌、年龄大、“数理化”等，是两屯之间难以逾越的大沙岗子。哪怕那六斤银针鱼复活变成说客，也无法将吴下阿蒙变成唐寅潘安。
考完试，龚科长开会，让逛街的、会战友的考生们按时归队。十天之内，军区向各部队公布被录取的学员名单。他所说的“三天之内走干净”，也做为这次考试的部分成绩。我又犯了疑心病，觉得“干净”两个字只对我一个人而言。“干净”就是“落榜”，更是斩草除根。在龚科长手中，我的那根线被无情掐断。
我漂浮在空中，只等着“啪叽”一声摔进广鹿岛。到了年底，再“嗖”地一声复员回到小西山。六斤银针鱼仍没被退回，虽然希望渺茫，还有幻想。
我恨不能立刻逃离此地，让龚科长退不成银针鱼。假如还有一线希望，只寄托在坚信我已经“内定”的两位战友身上了，还有“工资从这个月算起”。
我漫无边际地在省城大街上往前走，以为这样就能解脱。
伍干事在电话里说：“你考完试千万别回岛，否则回去正好赶上老兵复员。你先回家，十天之后，到警备区尹干事那里听结果。你别对考试报有什么希望，仍要做好复员的心理准备。如果必须复员，我再给你拍加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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