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号,她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说已经为祖孙三人买好十四号晚上,从西京出发经停J城的卧铺票,问她十五号早晨能不能接站,送祖孙三人回银城。
她想都没想马上答:“可以,当然可以。这趟车到J城的时间,刚好能接上J城去银城那趟慢车的时间,我到时提前买好四个人的票,接了他们直接在站内转车。”
姐夫很高兴,说:“那就辛苦你了。兴平那边我已经安排好,有人送他们到西京上车,你放心!我跟你姐一月二十六号坐海口直飞J城那趟航班回J城。”
放下电话她就兴奋地开始数日子,似乎从放下电话那一刻起就要过年了,搞得办公室里正在写年终总结的同事们也都如坐针毡,有点儿坐不住了。
十五号早上八点,她到火车站,去售票处买了四张八点半发车,J到靖远经停银城的慢车票,进站后找到爸爸妈妈坐的那趟车停靠的站台。眼巴巴看着列车缓缓进站,急不可耐地走到二号车厢门口跟着往前跑,直到列车一个急刹车,停稳了。
列车员打开车门放下踏板的瞬间,她看到了扶着行李箱站在车门口的父亲,以及紧跟在父亲身后,拉着婷婷手的母亲。
她一边叫着“爸、妈”,又答应着婷婷,一边从父亲手里接过拉杆皮箱,从母亲身上解下挎包,当她准备接下婷婷背后背着的小提琴的时候,已经长高,到她耳垂的婷婷说:“小姨,不重,我自己可以背。”父亲也说:“你让她自己背,这些全都是她的东西,我跟你妈几乎啥也没带。”她这才发现,从母亲身上解下的其实是个硕大的超级沉重的双肩书包。父亲接过那个沉重的大书包,说:“这个还是我来拿吧。”
她一手拉着皮箱,一手挽着母亲,婷婷扶着皮箱紧跟在她旁边,父亲拿着大书包,吃力地走在最后,四个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艰难地往四号站台移动。
等上了车,安置好行李,她擦着头上的汗,说:“爸、妈,幸亏你们明智,啥也没带,要不你们老的老小的小,带这么多东西,可咋办?”
父亲嫌弃地说:“你大姐么,遥控着指挥我们给婷婷带这个带那个,我跟你妈一商量,我两个就啥也别带了吧。”
母亲说:“这算啥?文化大革命大串联那会儿,满车厢塞满了人,只能从窗口爬上爬下,我一个人带着你三姐回老家,还背了一袋五十斤的面粉呢。”
她笑着说:“要不,妈,等寒假过完,再回S省的时候,你背一袋银川大米回去?”
妈妈面露恐惧之色,说:“现在不行了,背不动了。”
父亲好像气还没消,不说话,也不笑。
她拿出背包里昨天晚上下班去买的点心、零食、水,和洗干净的水果,摆在小桌上,说:“爸、妈,婷婷,赶紧吃,吃完等下下车我就不用背了。”
妈妈看着她,心疼地说:“你怎么还背了这么多东西?我们也不饿,一会儿就到家了,到家再吃都行。”
她笑着说:“这跟你那一袋面粉比,哪个重?妈,你一天光顾着心疼别人,咋不心疼心疼自己呢?”
爸爸这会儿回过神儿来,看着她的眼光满是爱宠和信赖,对婷婷说:“婷婷,你昨晚在车上不是说饿吗?赶紧吃,吃了,等下你小姨就不用背那么重了。”
这时,绿皮车缓缓开动,慢慢出站,一座一座连绵不尽的荒山秃岭次第扑面而来,告诉他们,这是回家的路。家,就在那更深更远的山凹凹里。
每次走这段路,她都会想:“父亲平反那会儿不知是怎么想的,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这里?从皖南到上海再到西京,最后到银城,看似国家的安排,命运的捉弄,是不是终归还是父亲的选择?”她没问过父亲,因为那样的疑问更像是指责,所以也没机会知道答案。
她还记得十岁那年,转学到J城的第二年,语文课上学了鲁迅的《闰土》,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我的故乡》。她在作文里写到所来处清幽幽的小河,河岸边的垂杨柳,春天折迎春花、挖野菜,夏天采黑星星、烤知了,秋天掰玉米棒子、拾麦穗,冬天在河面上滑冰在房檐下嚼冰凌子,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怀念”这种情感,“乡愁”由此生根。所以成年后她又回到“故乡”读了四年书。
十点钟,列车到站,她扶老携幼下了火车,出站再上公交车。还好,始发站,没有人,她可以从从容容拿着行李上车,安排爸爸妈妈和婷婷坐稳,再去买票。
十一点半到家,二姐、姐夫已经快做好中饭,两个外甥女无缝衔接玩在一处,小外甥女羡慕地摸着姐姐的琴盒,婷婷大方地拿出小提琴开始表演,饭菜全部上桌,二姐夫喊:“婷婷,别拉了,吃完饭再拉,赶紧洗手吃饭。”
婷婷小声嘀咕:“拉、拉、拉,不知道还以为我在拉啥呢!”
小外甥女捂嘴偷笑。
妈妈忙着打理她那盆秋叶海棠,爸爸去看他的君子兰、桂花还有没有的救,她回自己房间整理要带走的书和自己的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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