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的念头一旦生根，便如同汲取了养分的藤蔓，在他们心中迅速滋长、蔓延。那晚交谈之后，赵志强和陈美玲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明确的方向感。这不仅仅是事业上的又一个目标，更是他们作为社会一份子，想要承担起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将想法付诸实践，成了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自然是他们的好友，律师孙佳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将孙佳明约到了家里。小宇辰在婴儿房里安睡，客厅里飘着淡淡的茶香。阳光透过纱帘，在地板上投下柔和的光斑。
“成立公益基金会？”孙佳明听完赵志强和陈美玲的大致想法，眼睛一亮，立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这是大好事啊！强子，美玲姐，你们这境界可以！”他放下茶杯，神情变得专业起来，“这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主要得合规。国内基金会主要分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公募面向公众募捐，门槛高，监管严。以你们目前的情况和初衷，我建议先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你们自有资金和公司的定向捐赠，运作起来相对灵活，也更符合你们‘力所能及、精准帮助’的设想。”
他详细地介绍了成立非公募基金会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比如原始基金数额的最低要求（通常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比如两百万），需要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还有固定的住所等等。
“程序上，需要先向民政部门提交一大堆申请材料，包括申请书、章程草案、验资证明、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等等。审批需要时间，而且对基金会的运作、财务管理、年度报告都有严格的要求，每年都需要接受审计和监督。”孙佳明掰着手指头一条条说着，“不过你们放心，这些具体的条文、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我来帮你们整理，确保合法合规。”
听着孙佳明条分缕析的介绍，赵志强和陈美玲心里渐渐有了底。他们不怕程序繁琐，只怕好心办坏事，或者无法真正帮到需要的人。有了孙佳明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引，他们感觉前路清晰了很多。
送走孙佳明后，两人便正式开始了基金的规划工作。夜晚的书房，灯光常常亮到很晚。他们并排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笔记本和电脑，像当年一起策划公司发展方案一样，认真地讨论着基金的每一个细节。
资助方向是首先需要明确的。赵志强的初衷非常清晰，就是帮助贫困学生。但他们需要更具体。“我们是只帮助高中生，还是从初中生开始？大学生是否纳入范围？”陈美玲提出疑问。
赵志强思考片刻，说道：“高中和大学是关键阶段，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最大，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我建议，我们的资助重点放在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身上。可以设立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那资助标准呢？如何确保公平，真正帮到最需要的人？”陈美玲继续深入。
“我们可以设定明确的申请条件，比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或者有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证明。然后需要学生提供成绩单、老师的推荐信，甚至可以考虑安排简单的家访或者电话访谈，综合评定。”赵志强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调研，提出了初步设想，“资助金额可以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地区的实际花费来设定，要能覆盖基本的学习和生活开支，真正解决问题。”
资金来源是他们讨论的另一个核心。他们不希望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冲动行为，而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事业。
“我考虑，”赵志强看着陈美玲，语气郑重，“每年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划拨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注入基金。这应该成为基金最稳定的来源。另外，我们个人每年也拿出一部分收入，作为补充捐赠。你觉得怎么样？”
陈美玲毫不犹豫地点头赞同：“这个方案很好。从公司利润中划拨，等于把我们事业的成功与社会责任绑定在一起，也让基金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我们个人的捐赠，则是我们心意的直接体现。我完全同意。”
管理模式也需要精心设计。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理事会，负责基金的决策和监督管理。我们可以邀请外公、孙佳明，或许再找一两位教育界或者公益领域的专业人士加入，确保决策的科学和透明。”陈美玲建议道。
“日常运营可以聘请一位专职的秘书或者项目经理，负责处理申请、核实信息、拨款、跟踪受助学生情况以及每年的审计报告等具体事务。”赵志强补充，“财务必须完全公开透明，每一笔钱的去向都要有据可查，这是我们信誉的基石。”
就在他们深入讨论这些具体规划的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个承载着他们共同心愿的基金，该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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