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我来说，比坐火车那二十六个小时还难熬。
白天我就守在病房里，陪妈妈看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节目。什么黄梅戏、川剧，反正都听不太懂，妈妈看得津津有味，我在旁边跟着干坐。
对面床那个大叔倒是挺健谈的，姓王，在乡下开了个代销店，肺气肿的老毛病，每年都要来住一回。他儿子小王白天要上班，晚上才过来陪床。白天的时候王大叔就喜欢跟妈妈聊天。
“嫂子，你这身板子看着结实，肯定没啥大问题。”王大叔又在那安慰了。
妈妈笑了笑：“承你吉言了。”
我坐在旁边削苹果，手起刀落，皮削得老长一条不断。这还是小时候妈妈教我的，她说削苹果皮不能断，断了就不吉利。以前我当迷信，这两天我削了五六个苹果，愣是一条皮都没断过。
“你这刀工可以啊。”王大叔笑着说。
“练过的。”我随口接了一句。
妈妈白了我一眼。她大概知道我说的“练过”不是在厨房练的。
第二天下午，花哥打来电话。
“赵麻子的事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
“没怎么样，找人去他窝子里坐了一下午，把话说清楚了。他没那个胆子再来找你，这种小角色，你别放心上。”
花哥说得轻描淡写的，但我知道“坐了一下午”是什么意思。在道上，去人家窝子里坐着不走，那就是一种态度。赵麻子要是不识趣，那“坐”就要变成别的动作了。
“谢了，花哥。”
“跟我客气啥，你妈检查结果出来了没？”
“明天。”
“那祝阿姨没事，等你回达州了我请你喝酒。”
挂了电话，我去楼下小卖部给妈妈买了一箱牛奶。回来的时候经过护士站，值班护士叫住了我。
“你是三号床家属？”
“对。”
“明天上午十点来取病理报告，直接去病理科窗口。”
我点了下头。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腿有一瞬间发软。
晚上妈妈睡着之后，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窗台边上抽烟。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几只飞蛾在灯管下面打转。
我给双哥打了个电话。
“昭阳，怎么样了？”
“明天出结果。”
双哥那头沉默了一会：“别担心，阿姨是个有福气的人。”
“嗯。”
“这边的事你别操心了，足浴城装修收尾了，浩哥找了个法人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了，就等你回来开业。”
“好。”
“对了，你在平昌要是缺钱就跟我说。”
“不缺。”
挂了电话，我把烟头摁灭了，又点了一根。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走廊另一头传来一阵骚动。几个护士推着急救推车跑了过去，轮子碾在地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我没去看是怎么回事——医院里每天都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有的走大门出去，有的走另一扇门。
我靠在窗台上，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县城的夜晚没什么灯光，远处的山轮廓黑乎乎的，跟天连在一块。
明天十点，一切就有答案了。
第二天一早，我六点就醒了。准确说是根本没怎么睡。
去食堂买了早饭回来，妈妈已经起来洗了脸。她穿着病号服的样子，看上去人瘦了一圈。
“你昨晚是不是一夜没睡？”她看着我眼底的黑眼圈。
“睡了的。”
“你跟你爸一个德行，嘴硬。”
这是妈妈难得提起我爸。平时她从来不说这个人，好像这个男人从她的人生里被彻底删除了。
我们吃完早饭，我看了一眼手表。才七点半，离十点还有两个半小时。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手机翻来翻去。
八点。八点半。九点。
每看一次时间，我就骂自己一次——你他妈看一百次也不会快一分钟。
九点四十的时候，我站了起来。
“妈，我去取报告了。”
“去吧。”她的声音很平。
我出了病房，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又折了回来。从床头柜上拿了那个黄色的大信封——之前CT的片子都在里面，怕到时候医生要看。
妈妈看着我拿了信封又走了，什么都没说。
病理科在门诊楼的一楼。我从住院部走过去，穿过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几棵桂花树，这个季节还没开花。
到了病理科的窗口，前面排了三个人。我站在后面，手里攥着取报告的单子，纸都被我捏出褶子了。
前面一个女人取了报告，打开看了一眼，蹲在地上就哭了。她旁边的男人把她扶起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女人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
我的心跳都快蹦到嗓子眼了。
到我了。我把单子递进窗口。
里面的人翻了一会，抽出一份报告递了出来。
“看清楚是不是你的。”
我接过来，手抖得有点厉害。
报告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什么HE染色，什么细胞形态——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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