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夏茅客运站，灯光惨白，候车厅里横七竖八躺了不少人，有的裹着蛇皮袋子睡，有的靠着行李箱打盹。
我跟双哥排在检票口。
他背了个黑色旅行包，鼓鼓囊囊的，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条烟。
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透过袋子能看见里面一双小孩的红皮鞋，亮面的那种，鞋底白色，看起来挺扎眼。
出发前我问他买的几码。
他说不知道，在夏茅一个鞋店上挑的，指了一双最小号的就给钱了。
卖鞋的老板问他小孩多大，他答不上来。
愣了两秒说四岁，大概。
大巴是那种老式卧铺车，上下两层铺位。
四十多个人挤在一块，行李架上塞满了，过道里还堆了几个编织袋。
发车之前乘务员拿喇叭喊了三遍不许在车上抽烟，没人理。
双哥在靠窗的下铺，我挨着他。
车一开出市区他就不说话了。
广州的灯火退到后面去，窗玻璃上映着他的脸，看不清表情。
我也没找话题。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对。
说轻了是废话，说重了添堵。
车过了韶关，天亮了。
灰蒙蒙的，太阳没出来，云层压得很低。
车厢里开始热，有人脱了鞋，脚臭味顶着脑门子。
前排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在泡方便面，热水洒了一半在地板上，调料包的味道往后面飘。
双哥还是盯着窗外。
过了郴州，他忽然问我：“你说她会不会已经嫁人了？”
我随即回道：“你那表姑没说这事吧？”
“没提。”双哥摇了摇头。
“那就别瞎琢磨。”我笑道。
他没再接腔。
车到怀化的时候下午两点，停了半个钟让乘客吃饭上厕所。
车站边上一排苍蝇馆子，炒菜六块钱一盘，米饭随便添。
双哥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说吃不进去。
我把他那盘菜端过来扒完了。
他看着我吃，来了句：“你倒是不愁。”
“饿着肚子上路，到了山里更没力气，你好歹再吃两口。”
他夹了一筷子豆芽塞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重新上车之后，路开始变了。
湖南西边全是山，公路绕着山转，一个弯接一个弯。
车身左摇右晃，行李架上有个箱子滑下来砸到过道里，没人去捡。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颜色从黄绿变成深灰，偶尔看见山腰上几户人家，木头房子，屋顶上冒着炊烟。
双哥晕车了。
他脸色发灰，额头冒汗，硬撑了二十分钟，最后还是吐了。
我把车上发的塑料袋递给他，他趴在铺位边上干呕，吐出来的全是酸水。
司机在前面喊：“吐的把袋子扎好，别弄地上！”
我帮他扎好袋子扔进垃圾桶。
他躺回去，把那个装红皮鞋的塑料袋压在胸口。
到铜仁的时候已经第二天下午三点多。
十八个小时。
我腿都坐麻了，下车的时候踩地上差点没站稳。
出了车站，街上跑的大多是拖拉机和三轮，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路牙子上蹲着几个卖橘子的老太太。
空气里烧柴火的味道很重，跟广州完全两个世界。
“先找地方住。”我说。
车站旁边一条巷子里有几家招待所，招牌用红油漆刷在墙上，字都褪了色。
挑了一家写着“鑫源旅社”的，前台是个穿军大衣的老头，登记了身份证，十五块钱一晚。
房间在二楼尽头，推门进去，一张木板床，一床棉被叠得歪歪扭扭，被单上有洗不掉的黄渍。
墙角一个铁脸盆架子，漆掉了一半，上面搭着一条灰扑扑的毛巾。
窗户是木框的，关不严，风从缝里钻。
山里的风跟广州不一样。
冷，干，刮在脸上像砂纸。
双哥把包扔在床上，坐下来发呆。
我下楼去打听路线。旅社对面有家小饭馆，卖粉的，门口支了口大锅，热气腾腾。
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一边擀面一边跟我说：“去盘石镇啊？先坐班车到松桃县，松桃再转车去盘石，到了盘石镇之后还得走山路。”
“走多久？”
“岩寨村？那个地方我晓得，不通公路的，从镇上走进去起码两三个钟头的山路，摩托车也不能载人进去，那个路不好，还得看天气。前阵子下了几场雨，路怕是不好走。”
我点了两碗牛肉粉端上楼。
双哥这回吃了大半碗，脸色好了一些。
第三天一早去松桃的班车七点发。
车是一辆中巴，蓝白相间的漆皮起了泡，挡风玻璃上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粘着。
司机是个瘦高个，烟叼在嘴上，一边打方向盘一边跟副驾上的人聊天。
出了铜仁城区，路况直线下降。
所谓省道就是一条碎石路面的双车道，左边山壁上不时有碎石滚落，右边没护栏，下面是河谷，深得看不见水面。
中巴的发动机嘶吼着爬坡，每过一个弯道，整个车身往外倾，我抓着前排座椅靠背，手心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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